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周之际、秦汉之际的第三次大变革年代，即身经其变的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谓“大变局”，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要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不得不变，至于如何变，对善于以史为鉴的国人来说，以往的历史经验已显得单薄。就如歧路亡羊，不知从何求索。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已160年了，而从满清逊位至今，也马上100年了，中国的历史就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人走过的百年路途，会觉得中国人走了太多的弯路，丧失了太多的机会，会发出一声叹息，如雷颐先生新著的书名，《历史：何以至此》！

历史，如九曲黄河，穿山越谷，蜿蜒而下，走过的路，不可能再走第二次，因历史不容假设。但史家总有一种使命感，希望从不可假设的历史中总结出点什么，避免以后少走弯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通古今之变”，我的理解便是此种目的。

当然，做事后诸葛亮比预言家容易，波普尔说过：“用科学的手段也好，或用任何其他的理性手段也好，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可预言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巫师那样宣称蒙受“神示”而明确指出未来的路径，历史的进程有着太多的偶然性。但优秀的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基础上，虽然不能明确告诉人们，未来走哪条路是最正确的，应该怎样一步步走，但至少可以提醒人们：哪样的道路是不正确的，应该尽量避免。这或许就是“事后诸葛亮”的价值。

雷颐先生这部书，主要涉及的事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时间跨度包括了清末、民国、建国后主要是“文革”时期。也有几篇文章有关苏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但与中国问题很有可比性。

这部书的副标题是：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清末、民国、“文革”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国所处的政治制度很显然差别甚大，而三个时代官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差异更是霄壤之别，但撇开这些外表的差别，若仔细去研究三个时代一些事件，常会有貌离神合的感觉-------事件的参与者已差了几代，可他们的思维逻辑、行事方式，怎么是那样的相似！历史，往往是这样，后来者为了显示比前人更进步，总是从宏大叙事的层面强调差异，有意无意遮蔽共同点。而历史的奥妙，常常藏在细节中，细节，无法像宏大叙事那样，一一被装修粉饰，因此常能露出“马脚”来。雷颐这本书里，分析了三个时代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但却能精确地映射出所处时代的制度内核和集体文化心理。-------原来，旧文化的基因、旧制度的基因，其生命力是那样的顽固。究竟何以至此，这是值得后代史家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的大课题。

以太平天国这一的乌托邦为例，在被这一集团高层人物描绘的美妙蓝图下面，存在的却是惨烈的现实：普通成员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丝毫保障、等级制度极其严密、高层内部的争权夺利残酷无比；再以晚清官民对外部世界的颟顸、愚昧、自闭而畸形的自尊为例：用“粪桶妙计”来对阵坚船利炮，拳民们对洋人以及一切外来器物的仇恨，等等，在“文革”时期的“外交笑话”里都能找到一脉相承的影子；再比如，晚清官府权力过于强大，而以保江山社稷为理由，不愿放弃利益，使“洋务运动”一开始就走上了官府控制过严、管得太多的畸形发展模式，而民营企业生存艰难，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尽管有过所谓的“同治中兴”，一些工商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制度没根本的改变，甲午战争一下子让蕞尔岛国打回原型。这些历史教训，足以引起后来者深思。

“告别革命”，曾是上个世纪末很流行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多数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民众，不愿意经历血流漂杵、经济文化大倒退的动乱。清末的“改良”、“立宪”也曾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改良”最终没有跑过“革命”，中国，总是上演一幕幕“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说：“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这决非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闲言，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研究者的盛世危言，但愿不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