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新闻可以放在一起分析，可思考在今天我国这样的政治构架和社会氛围下，为什么风光无比的富商和影星如此热衷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对“政治”的热情真的那么高？——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协制度则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

 

　　彭丹出生在湖南长沙，14岁移居美国，后到香港发展；黄玉彪是湖南邵阳市下属的邵东县人（古称宝庆，此地人好勇尚气，俗称“宝古佬”），长期在广东惠州一带做生意，身价不菲而急公好义，为家乡捐助的善款达数千万元。可以说，彭丹离开了中国大陆，黄玉彪离开了湖南，他们的事业很成功，大陆一个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他们最看重的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其带来的安全感和尊荣感。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人的这个需求得到满足后，接下来就希望生活有安全保障，得到爱与关怀，社会中得到尊重，进而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中国古人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庶几近乎。商人和演艺明星有钱后，希望人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得到实现，合乎人性。在一个可以公开竞选的社会比如美国，富商和影星遵照成熟的游戏规则，向选民拉票从而希望进入政坛实现自我价值。比如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去年与奥巴马竞选总统落败的罗姆尼都是亿万富翁，前总统里根和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曾是影星。竞选当然要花钱，要想办法取悦选民，台湾地区的“拜票”亦是如此。但成熟而透明的选举规则，使候选人不敢赤裸裸向投票人发钱买票——因为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媒体盯着，一旦事发，给候选人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但中国大陆的国情略有不同，一些商人和影星有钱后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虽然也符合马斯洛理论，但不能视为想通过从政来实现自我价值——在中国，只有在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政协中担任领导职务掌握实际权力才是真正“从政”。他们的目的，和古代商人希望得到一顶官帽和名伶希望得到一件黄马褂有些相似。

 

　　在中国古代，社会分“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居末，而伶人则更是四大阶层之外，受到社会普遍歧视。那么商人和伶人有钱后，希望得到安全感和被尊重的欲望，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在权力由上向下授予的帝制时代，获得安全感和尊荣感的最便捷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获得一种显示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即官衔。

 

　　商人和伶人获得官衔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朝廷的认可，给财富上一道保险，进而显亲扬名，获得社会的尊重。清代的扬州、天津和自贡的大盐商，几乎都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捐官——当然基本上是“候补”，有其官衔而没有实际权力。但这也足够了，死后出殡写神主和刻墓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官衔，这在古代中国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而在世时，因为有官衔能让地方官员和生意场上的人敬三分。

 

　　以自贡盐商为例。同治二年（1863），富荣盐场设水厘局，增抽水厘，这当然增加盐商的负担。已捐了候补道的大盐商王余照，与另一位大盐商颜晓帆等人合谋，指使盐工捣毁水厘局。富顺县知县传讯王余照，王余照态度傲慢。知县大怒，将他抓紧牢房。当时全国数省遭灾，王余照向清廷又捐银7万两赈灾，朝廷立即在他候补道上加按察使衔（省政法负责人），赏二品顶戴。圣旨一到富顺县，王余照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紫色朝服，阔步走出监狱。水厘事件不了了之。

 

　　这事如果搁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任意加税，那么盐商的对策一般是由行业公会出面，一方面依据法律抗议示威，另一方面通过议员在议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在清朝，盐商的自我维权只能通过向更高的权力者寻求支持——向朝廷捐一个按察使衔，来对抗知县。京剧名伶谭鑫培深得慈禧太后的喜欢，慈禧赐其黄马褂、顶戴花翎。——获得权力的加持，他就能笑傲梨园，即使士大夫表面上也得对其客客气气，因为轻慢他就意味着轻慢他的黄马褂所代表的朝廷威严。

 

　　在许多类似黄玉彪的民营富商眼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既是生意上的“护身符”，地方官员对其不敢太放肆，又可以靠这身份在熟人和公众面前长脸——谁还敢因我做小买卖发家或靠演三级片出名而瞧不起我？

 

　　明乎此，就能理解黄玉彪求而不得的愤怒和彭丹求而得之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