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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平同学的演讲只是“家兄塞北亡”的现代版

毕业季,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优秀毕业生、来自中国昆明的杨舒平的讲演,被披露后让许多中国人不爽。杨同学在讲演中大谈中国的空气不好,而美国的空气甜美,然后由此引申到言论的自由度这个话题。许多国人认为杨同学是“辱华”,是贬损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祖国,“跪舔”美帝。

杨同学的演讲听起来(我是看的别人全文翻译的演讲稿)确实让人不舒服,但说是“辱华”“跪舔”就言重了,在我看来,这无非是中国基础教育阶段老师灌输、社会提倡、阅卷者赞许的一种八股腔的成果而言。尽管她在美国学习了四年,这份演讲稿也是用英文写的,但中国中小学时作文的“技巧”在这篇演讲稿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才是我最讨厌的。

在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里,我因为替杨同学辩解了几句,认为没必要上纲上线。被人斥之为“傻”“脑残”。我很讨厌以贴标签、辱骂的方式来代替辩论,于是退群了。微信群也确实不是一个讲道理、辨是非的地方,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解释我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中小学教育接受的语文教育,一直很推崇这样的作文法,如《茶花赋》《荔枝蜜》,用一种“比兴手法”,借酿蜜的蜜蜂来夸赞劳动人民的平凡与伟大。朱熹老夫子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本来要控诉负心汉嫌弃人老珠黄的妻子,“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却从自然界的植物荣枯现象说起,“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氓》)

比兴当然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如果用得不好,由此物言彼物,过渡得太生硬,那还不如不用。杨同学从自然的空气质量对比,来过渡到言论空气之优劣,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环境污染和社会管理是有莫大关系的。许多人抓住她的毛病是:她在“起兴”的时候,说了假话,因为昆明的空气没那么糟糕,在中国算是非常不错的,她个人因为体质过敏在昆明戴口罩,并不能说明多数人不能忍受昆明的空气。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在中国,昆明的空气质量确实算不错,但不能说就没有改善的空间了,和马里兰的空气相比,昆明的空气也不怎么样。

杨同学的演讲词让人不舒服的是,她确实为了打动人,有抑此扬彼的故意,不惜夸大某一端。这在我们中小学的作文训练中,亦是常用的技巧。我们宣传典型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廉洁奉公,往往要把他的家庭生活宣传像海瑞那样不正常,女儿饿死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宣扬一个人爱岗敬业就喜欢说他连爹妈病了也不能在病榻前侍候,而是坚守岗位。很多年前我参与树立一个优秀的司法助理员为全国典型的工作,有关部门组成演讲团全国巡演,团中有一个叫小吴的年轻人,是这位司法助理员帮助走上正道的。这小伙子只是母亲死得早,辍学后有些不良行为,不是什么太坏的人。但为了突出“浪子回头”的效果,演讲稿硬是把他在帮扶前的种种行为夸大到几乎“世人皆曰杀”的地步,而帮扶后就成了青年楷模。其实这小伙子在帮扶前没那么坏,帮扶后也没那么好。

中国人做文章,在古代就流行这样的“技巧”,为了感动人,往往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甚至不惜造假。宋代有一个笑话:

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官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只图对属亲切耳!”

你看看,为了作诗写文章,这位士大夫竟然让还活着的哥哥“塞北亡”。这位杨同学比起李廷彦来说,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太夸张吧?

这场风波对杨同学是个教训,或许可以促使她去思考写文章、讲演要打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技巧固然重要,但真实和真诚更加重要。《易经》说“修辞立其诚”,后世文豪和圣贤对此作过进一步阐述。南朝的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曰:“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明代的王阳明在 《传习录》中说:“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这也应该是对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一种警示与启迪。

如果批评(哪怕批评得未必正确)就算“辱华”,那么鲁迅先生曾对中国的文化撰文做尖锐的批评,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京剧。这不是一贯“辱华”么?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如此讽刺京剧大师梅兰芳:

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在另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更是挖苦讽刺梅大师和京剧: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当然如果有人以鲁迅在国内发表此类文章是对中国出于“爱之切”的批评,而杨同学在国外说那番话就是讨好美国人的“跪舔”,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采取双重标准的“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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