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发表在《同舟共进》的一篇文章）

著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陈志武2010年出版一本新著《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本书的书名实则是中国一大历史性的“天问”。在这本书的自序里，陈志武谈到：“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

我和陈教授算是湖南大同乡，湖南乡间成长时代的回忆，使我对陈教授这段话深有感触。我的父母、我的祖父辈和父老乡亲，几乎都是异常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的外祖父又是其中尤为突出者，其劳作的辛勤程度，若非亲眼目睹而由人复述都难以相信。在人民公社时期，他早晨4点多就出去捕鱼虾拿到集市上叫卖，卖完后回村和生产队一起出工。傍晚收工后又奔赴自留地劳作，直到天漆黑才回家吃晚饭。年复一年如此，除了春节几天难得有休息的时候。即便如此，我的外祖父和其他乡民一样，过着的生活仍然是孟子两千多年所说的那样，“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已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了。

战国时期另一大思想家、略晚于孟子的荀况，在其《王制》一篇中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可以和陈氏的“天问”对照来分析，可知如何解决“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的贤哲之士已经思考了几千年。荀子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而百姓贫，夫是之上溢下漏。”荀子所言的“民”和陈志武所说的“中国人”，所指范围基本上是重叠的，即是指大多数普通的民众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荀况所处的战国时期，尚有西周封建制残余，因此社会有着民、士、大夫的明显分层。民，当然不包括人身权都从属他人的奴隶，而是指庶人，以农民为主；士则是特权日益丧失，比“民”更高一层而比贵族低一层的中间层，基本上不是靠农耕而是靠武艺或智力为生，小官吏亦属于这一阶层。而“大夫”则是高级官员了。至于荀子所说的“实府库”，指的就是各国诸侯掌管的国库，并非是全体国人的公产。“王者”指行“王道”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礼崩乐坏、战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儒家圣贤对所谓的“尧舜禹三代之治”一种想象，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而靠武力霸道立国的国家，富的是士这一阶层。而苟延国祚的仅存之国，是当大官的富有。如果财富都集中到国君的仓库里，那么就离亡国不远了。这样的国家贫富悬殊过大，上面的阶层富得都溢出来了而下面的多数百姓则那点财富不断地漏走了。

应当说，荀子所言的“富士”、“富大夫”、“富筐箧，实府库”，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过，但惟独“富民”，考诸历史，很难肯定地说有过这样的时代。即使是被后世称赞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也只能说社会的总体财富增加，类似“士”“大夫”等阶层的富裕程度强于其他时期，而“民”仅仅是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此康熙执政多年后，看上去天下太平财富增多，然后犹有“康熙康熙，吃糠喝稀”的民谣，这民谣说明的是大多数庶民真正的生活状态。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靠勤劳坚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也曾在这个星球上创造过足以傲世其他民族的巨大财富。但无论是西周确立的“封建制”，还是始皇帝一统天下后，“百代多行秦政法”，从来没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特别是官府手中这一痼疾。从根本上说，就是庶民的权利几乎没有制度性保障，他们只有劳作来创造财富缴纳赋税供养官府的义务，而没有权利和他们要供养的那一方坐下来谈判财富的分配方式。统治者阶层如果有某些“清官”“明君”，无非是不希望竭泽而渔以求保持剥削的可持续性，这种做法就是许多人称颂的“仁政”了。

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西周时期的先民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他们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究竟哪去了。“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经·豳风·七月》）农夫是何等的辛苦，可他们要供养的统治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同上）”对这种勤劳而不能富有的处境，不堪承受时只能造反，通过改朝换代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变，无非一方面“天街踏尽公卿骨”，另一方面“王侯宅邸皆新主”。少数原来处在底层的幸运儿大难不死，在以无数人做炮灰为代价的基础上，变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上等人。每次这种利益的再分配，带来的是死者枕藉，是血流成河，是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中国不同时期繁华皆如昙花一现的真实写照。

在相对和平时期，对财富分配不均，普通劳动者多半是消极地反抗或者被动地适应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如《诗经·齐风·甫田》所唱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就是贵族拥有而由庶民、农奴去耕种的“大田”。农人们说，不要去耕种那些老爷的大田，让里面长满稗子吧（“莠”即稗草）。这一幕和上世纪6、70年代中国“人民公社时期”是何等的相似，农民们在生产队的“甫田”里想方设法磨洋工，而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里精耕细作。当多数人在人民公社那种体制下，无论怎样辛勤劳动，却不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报偿时，怎么能要求他们“大公无私”呢？靠政治权力来倡导“狠斗私字一闪念”必定会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闹剧。在帝制时代，没有战争和动乱的时候，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无法改变那种不公平的分配体制，那么多数家庭把培养子弟应科举从而步入仕途作为头等大事。尽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多数农家来说，比中彩票大奖的概率还低，但毕竟还是有中大奖的。于是乎，整个社会的优秀青年，都把进入官场掌握社会财富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进入创造财富的“农、工、商”领域，则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此，从古至今，优秀人才都想考“公务员”，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而不愿意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600年来，中国人聪明勤劳，却没有发展出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创新也很贫乏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社会结构，没有公平的制度，无法使“民富”而进一步“国强”，多数劳动者对管制自己的那个权力机构不可能有什么忠诚度。因此荀子说出了“上溢下漏”必然导致的结果：“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轮轮治乱兴亡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