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当时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金庸《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故乡临安县牛家村），那么秘密跟踪他的那些金兵就不会死在郭啸天和杨铁心他们两家人的院子里，同样，完颜洪烈也不会见到包惜弱而对她念念不忘；若郭、杨两家不受波及，李萍不会流落大漠，郭靖和杨康将会平平安安的出生在牛家村，江南七怪自然也就不会前往大漠； 没有六怪和郭靖相助，铁木真就会死在扎木合他们手上，蒙古各部落也就不能统一。。。。。”

这是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作者将历史和金庸小说的情节杂糅在一起，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以此来夸大“蝴蝶效应”。

当然，看完这个帖子的人，多数会心一笑而已，并不会当真。但此帖流传之广，说明金庸武侠小说情节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而将那些情节镶嵌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读者来说，显得更具有艺术的震撼力。

如果说这个网帖只是搞笑，那么去年一个引发舆论热议的政府行为就不仅仅是搞笑了。刚刚将“襄樊”改回“襄阳”的湖北省襄阳市有关部门，决定在流经该市的汉江之滨，立一尊郭靖、黄蓉塑像，以此纪念这对大侠夫妇死守襄阳。

对此，批评者认为将小说家言当成史实，真是荒谬；而赞成者认为，中外一些城市在公共场所为神话或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立项，不乏其例。如中国的女娲、伏羲；外国的堂吉诃德。

这样的争论，无法分出孰对孰错，我觉得唯一能说明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今天的中国人，知道襄阳和南宋抵抗蒙股军队的襄阳之战，多数是通过《射雕英雄传》。而历史上延续六年的这次围城之战，没有郭大侠什么事，而值得后人尊重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尽管吕文焕在兵尽粮绝之际，为保护一城百姓不得不归降蒙元。可吕文德在金庸的小说中，是作为昏庸、怯弱的角色出现的。显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在襄阳立真实存在的吕氏兄弟塑像的正面效果，远不如立虚构的郭靖黄蓉夫妇塑像。

这，或许是历史的无奈和文学的荣耀。对于小说家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小说家来说，将历史作为“药引”，是极大催发小说“药效”的不二法门，金庸先生深得其中三昧。

金庸从他第一部获得广泛赞誉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路》开始，他就有意识地选择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将自己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放置其中。金庸的巧妙还在于，他选择的历史时期，不是距今甚远的秦汉、两晋和隋唐——因为太遥远的时代，一般华人印象不深。他选择了宋以后，如此，华人对历史背景不至于太疏离。如：《书剑恩仇录》写以清朝乾隆朝平准格尔部门为背景；《鹿鼎记》的背景则是康熙朝平“三藩之乱”和灭台湾郑氏政权；《碧血剑》写明清鼎革之际；《倚天屠龙记》的背景元末明教起事推翻蒙元；《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则是将故事场景放在南宋到元初。——其短篇《越女剑》，故事背景为春秋时期，算是一个例外，是其武侠小说中影响最小的一篇。

对许多武侠爱好者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并不奇怪，中国从古至今，真实的历史文本影响的是占社会的少数精英人士即士大夫，而对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三观”，是由寄生在历史中的文艺作品塑造的，如白话小说、评书、戏曲。金庸师法古人，并发扬光大。

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外加《金瓶梅》，除了《红楼梦》外，其他四部小说，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如今天读者因金庸武侠小说产生美丽的“历史误会”一样，明清时期的许多中国老百姓，也将小说家言认为是真实的历史。比如《三国志》中的周瑜和诸葛亮，远非《三国演义》中那位年轻英俊心胸狭隘的周郎和老谋深算近似妖怪的孔明。而关羽则是文艺形象压倒性胜出历史真实的典型范例。历史中的关羽功绩平平，在三国时期众多人物中并不突出。而由小说、戏曲和评书的演绎，他被推上与至圣先师孔子比肩的“武圣”地位。考察“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历史地位之形成过程，可更好地解读士大夫和老百姓审美观、历史观之差异。孔子成圣人，是历代儒生的通过对经史的诠释完成的，关羽成圣，是历代老百姓据小说家言而推动的。《水浒传》的故事，根据的是史料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简短记载。连神怪小说《西游记》，也被吴承恩附会成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之事。而历史中那位百折不挠的玄奘法师和《西游记》中那位迂腐、有些愚蠢的唐僧形象相差得太远。

中国古代小说家和民间艺人，以历史为“药引”，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其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即宣扬“忠孝节义”，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文人小说、无明确历史背景的《红楼梦》不一样）等古典小说还是《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这类评书，概莫能外。金庸以历史为“药引”的武侠小说亦是如此，他将儒生主张的“忠”和江湖人士推崇的“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对郭靖、杨过、萧峰、陈家洛等人物的塑造，来佐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然而，到了金庸写武侠收官之作《鹿鼎记》时，他以前的观点受到了自我挑战。所谓为国为民的“侠义”信念，往往敌不过现实的利益考虑。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社会的历史真实是：只有韦小宝那样将礼义廉耻放一旁而个人利益优先的混混，往往能笑到最后。金庸所处的时代毕竟和那些小说家前辈不同了，他体察到巨大的社会变化，因此，尽管都以历史为“药引”，但配出来的“药”，终究是有较大不同的。

 （载《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