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有感。

应当真诚地感谢江西省宜黄县官府，也真诚地感谢县尊邱建国大人以及他的众多幕僚。

此言决非讽刺。9月10日和9月16日，在宜黄县钟家的楼前，在南昌昌北机场，宜黄官府分别在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现场指导下，上演了两幕必将载入史册的人世悲剧，这两幕在全国网民的围观下，演示了权力是如何的霸道、蛮横、为所欲为，演示了官员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是如何冷血、凶残、谎言连篇；也演示了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历代装修粉饰的政治制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千疮百孔，公信力已荡然无存，以及权力那种凶相毕露和惶惑恐惧交织的窘态。

钟家人所做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受冤抱屈后才采取的传统救济方式：先死给官府看，希望给官府有道义上的压力；然而进京叩阙告状，希望圣君清官能为自己做主。这是典型的子民心态，也是典型的弃妇逐臣心态。死给官府看，实则将官府看成掌握自己命运的父母大人，父母如舜那位瞎子父亲一般不明不慈，可做子女的，不敢不孝，只能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唤醒“父母官”心底那一点点良知。而“父母官”的良知唤醒不了，只能去找能管住“父母官”的“祖父”，希望祖父能阻止“父亲”的胡作非为。

基于这样的逻辑，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非常珍惜子民“死给官府看”和“告御状”的情结的，他们知道如果连这点希望都破灭了，那么绝望的子民恐怕就会下与子偕亡的决心了。因此，在明清两代，若有细民因官府逼迫而公然自杀抗争，那么当地官员十有八九会被言官参劾，不罢官也会脱层皮。即使到了清末，王朝已风雨飘摇，老佛爷依然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企图在朝廷的厚脸上涂抹一层公正开明的金粉。

从整个权力的构架和运行方式来说，当下和两千多年秦始皇一统宇内、郡县天下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区别，其特点简言之是权力高度集中，从上往下授权，从下向上负责，所谓“千年犹行秦政法”。皇室对臣下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采取监察制度和这种处罚制度来监督他好好为皇室打工，而用各种激励制度----如加官进爵来鼓励官员好好干。而儒家的仁义之学，从来只是罩在外面的一件漂亮的大褂，直到本朝顶多，“秦始皇”外面换了件“马克思”外衣而已。历代官场的激励制度，几乎把人性的恶催发到极点，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绝不问手段是如何的严酷-------当然，朝廷会想方设法为这种严酷的手段装修，宣扬其正当性，如“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以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秦国当年整合全国军民打造成一部战斗机器时，就明确地制定了军功换取爵位的办法，将捕杀的敌人人头多少和爵位高低联系起来。这种办法沿袭两千年，各时代朝廷“中心任务”可能有变化，但这种赤裸裸利益和目标挂钩的方式没有改变。当下各地政府和官员GDP崇拜本质上就是如此，因为最大的政绩指标就是GDP的增长速度，那么地方官员为了GDP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么？

但古代王朝和现今有所区别是：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帝国，是自然经济占主体，农民们耕作、商人们做买卖，官府无需太多地介入，只要做好收税、治安、赈灾就行了。因此朝廷对地方官的要求也很单纯，对地方经济的增长速度，倒不是特别看重。那么地方官想升迁，其打造政绩的重点不是搞经济。对于官员来说，利益有两类，期权和现金。期权是长期目标，比如升官；现金则是现实的利益，如利用职权谋私，“千里做官只为财”就是这样的道理。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官员的“期权”和“现金”两类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如果过于重视“现金”，搜刮民财，引起民怨，可能会影响官声，对其升迁不利。而在当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党国的中心任务，地方官的“期权”和“现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统一。比如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房地产，其带来的危害，比如环境问题、比如地方实体产业受影响，是往往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地方主要官员收获的则是利益：既能出政绩获取期权收益，又能通过主导交通等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来获取丰厚的“现金”，那积极性比古代官员肯定高得多。当然，越到后期，资源消耗得越多，那么普通百姓对利益被侵夺的紧迫感和现实感越来越强，那么冲突就会越来越尖锐，官员两类利益协调统一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就如这几年越吃越血腥的强拆事件。

而当下和中国古代帝国还有一个巨大差别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在各个时期，无论其政治是清明或腐败，这个国家的产权是明晰的。从整个国家来说，皇帝受命于天，天下是赵官家或朱明家的，皇帝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国祚长久，对官吏贪赃枉法是很痛恨的，常常会用严酷的手段惩贪-----当然由于制度的原因，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作用也有限。而且当时帝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几乎不可能出现“裸官”们早把家属送到美欧，把钱存进外国银行。皇家和旧官僚还有一种恐惧，因为一旦政权易手，出现黄巢进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崇祯帝对长公主感叹“为何生于帝王之家”、以及李自成进北京拷掠王公贵族的概率极高。而当下，国家的产权不明晰，说是“主权在民”，你我那点“所有权”如何体现呢？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主权在民”的产权必须要由一张张实实在在的选票才能体现。国家产权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但实际上没有具体的、稳固的产权所有人，那么从上到下，他为什么要想得太远，向以后的当政者负责呢？自然就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心态，而明末官员那种恐惧已被全球化的时代打破了。------全家逃生的船票早已准备好了。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王朝最高负责人处于为子孙后代计，一定要维护子民叩阙告状的孔道，朱元璋甚至鼓励地方长老搞群众专政，捆绑贪官上京，而对堵塞这种孔道-----就是现在的“截访”，严惩不贷。因为地方官那样做，等于赤裸裸损害皇家的利益。而今为了维护政权理论上的合法性，上级政权机关表面上是要维护“告御状”的孔道，但由于对自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地方官员的“截访”，反而听之任之。而地方官员也摸清了上峰的心思，知道不管做什么缺德的坏事，只要不被媒体报道，形成公共事件，那就一切OK，上面知道了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即使被媒体知道了，他们也笃信可以和上峰形成利益同盟，而且认为手中有权就无所不能，可以摆平一切。

从成都唐福珍到东海县陶会西，再到9月10日的江西宜黄事件和9月16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明白地显示：地方官吏以“维稳”绑架中枢，屡试不爽。县衙的政治智慧超过他们上司的上司。他们知道，只 要作恶到足够的程度，任由媒体报道影响的不仅是他们的官帽，更是所谓江山社稷之稳。所以，一定会有上司的上司主动给他排忧解难。因此，对舆论，作恶者也不用太担心。“宜黄事件”清楚地显示，“维稳”其实就是两种“维权”的剧烈冲突：官家要维护权力（power）的垄断地位和百姓要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rights)。而在这一点上，官场上下，其利益有惊人的一致性，那么各方面、各层级的权力拥有者一定会很快求同存异，舍分歧而维护共同利益。因此，尽管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被微博现场直播，全国网民围观，算是网络时代一种进步，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究竟能对政治上的进步有何促进，我很不乐观。因为他们可以凭权力驱赶围观者、屏蔽现场。下次，我们可能连这种围观的机会都没有了。

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