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有魔力的，尤其是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的中国古诗词。

就中华传统节日中秋来说，一般人对节日的感知，除来源少年时和家人一起过节的经历外，较为深刻的恐怕是从古人吟咏中秋不计其数的诗词中获得。最有名的当然是苏轼那首《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笔者少年时读这首词，亦能感受到东坡佳节饮酒作乐之余，那穿越时空难以名状的愁绪，直击心扉。但那时候只觉得意境美，如此而已。

年岁渐长，才能把这首词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其之所以感染千年来无数的中国人，是因为抓住了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写出了国人相似的情感，故能引起共鸣。其在词前小序说“兼怀子由”，乃是解读这首词文化密码的切入点。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中秋是阖家团圆的节日，而苏轼、苏辙两兄弟由于投身仕途，只能各在自己为官的地方，怀念故乡，怀念亲人。

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家庭、家族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也才能理解到家人相聚、家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慰籍对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性。中华文明是早熟的农耕文明，中国人从西周开始就进入了聚族而居、躬耕田亩的农业社会，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崇拜祖先、重视家庭、家族和睦的价值观。而包括各种节日在内的民俗活动，便是这种价值观、人生观的外化。以中国最重要的四大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为例，其有两大共同点：一是都看重亲人的相聚；二是和季节、农时关系密切。清明是春天的节日，正值万物复苏、草木复荣，播种、耕作就要开始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走到野外祖先的坟地前拜祭，既是告慰祖灵，重申家庭家族团结和睦，也是祈求祖灵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所以杜牧的笔下，“清明时节雨纷纷”，为何“路上行人欲断魂”？是因为他赶不上回家扫墓，这才去借酒浇愁。端午是夏天的节日，正值草木葳蕤，到处是勃勃生机，而气温的升高也易造成食物的不洁，带来疾病。端午节偏重于不同家族相聚在一起，彼此有划龙船的相互竞争，有喝雄黄酒、插艾草的祛病祈福。中秋是秋天的节日，此时庄稼成熟了，瓜果已经收获，秋高气爽，家人们相聚在一起品尝收获的喜悦，感谢祖先的庇佑。而春节是冬天的节日，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冰雪还未融化，草木还没有发芽，劳作的一年的人们一家家团聚，祭祖、聚餐、祝福。

可见，中国的传统节日乃至传统民俗，是深深植根于农耕社会之中，而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发生改变，那么传统节日乃至传统民俗就面临着转型和重生的压力。在古代中国，大多数人是呆在故乡终老，背井离乡者的比例是很小的。要么是宦游的官员，要么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要么是行吟诗人。所以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绝大多数人能按照四季的轮回、农时的先后而过节，而且有条件相聚在一起，去踏青祭祖，去与外族的人赛龙舟，在圆月下自家庭院里分食月饼。而那些少数在外的人，当然就有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肠百结。

今日的中国，正走在告别农耕社会步入工商社会的路上，商品、人员、资本的流动量是空前的，由于疆域广阔，流动的范围也是空前的。北方人去南方打工，南方人来北方经商，已是社会常态。居住在城市的人，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纵是对门不相识。那么，传统节日亲人们不能相聚，也是社会常态。这么多在外谋生的人都回故乡扫墓更是不可能了。再加上通讯的发达，亲人之间的问候也不再“家书抵万金”了。如此，传统节日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再有往昔的份量了，仅靠政府将传统节日确定为法定假日，是很难改变其式微之势的。

怎样能让农耕社会的节日在工商社会即城市化社会仍然具有生命力呢？这是中国文化建设目前面临的一个不小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