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曾被称为中国足球“掌门”的谢亚龙，近日和另两位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共聚沈阳。这三位前副主席此番“相聚”中国足球基础最雄厚的省份，已不是去指导工作了，而是涉嫌贪腐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被国人多年来诟病、谴责、痛恨的中国足球黑幕，总算是撕开了一角遮羞布。

曾几何时，当中国足球界有关假球、赌球、行贿的传闻满天飞时，当中国足球的环境日益恶化对外竞赛成绩江河日下时，公众呼吁司法介入，而每次总被中国足协用内部的“家法”，四两拨千斤般给挡了回去。恨铁不成钢的中国球迷，只好用人民币投票，球市日渐萧条，一些唯财是举的媒体便疏远了足球，不再转播其比赛，而赞助商也从笑脸变成冷脸，自然，当年日进斗金的“球星”们告别了幸福的日子，有些人沦落到生计都成了问题。而今，当司法刚刚介入，就爆出了这么多的丑闻，而涉及到贪腐的足球高层人士，级别越来越高。被国人冷落日久的中国足球，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再次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力。

无论网络上，还是传统媒体上，无论是资深球评人和时评人，还是普罗大众，此番议论中国足球界贪腐丑闻时，多数人不再对涉案的足坛高层人士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直指中国足球管理的畸形体制，而中国足协这个亦官亦商亦社会团体的怪胎，正是这种畸形体制结下的果实。几位涉案的足协前官员，乃至那些已经东窗事发的俱乐部老板、裁判、教练，他们的悲剧，只是这种畸形体制下的必然。更有人说，“中国足球”这一怪胎，在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国情的一个缩影，那么，解剖“中国足球”这只麻雀，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走上的就是一条饮鸩止渴的路子，只求眼前利益，只求短期政绩，而代价则是整个足球土壤被毒化。当年中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的足球管理体制走不通了，教练、运动员乃至管理者的生存状态日渐窘迫时，改革是必然的，引入国外流行的俱乐部方式，专业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让市场化因素来盘活足球的困局，应该说看起来路子是对的。但由于主导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权力部门，又强烈地追逐自身的利益，使这种改革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简言之，就是主导改革的部门和人士不愿放弃权力，只愿减轻负担；希望球市搞活，但急于谋利而难以建立起公平的竞赛环境。也就是说，自己能得好处的事，雷厉风行地推行；自己不能得好处甚至要让出利益的事，就想方设法不做或者推迟做。比如搞俱乐部，搞甲A中超联赛，聘请外籍教练等等，自己不用掏钱，反而能吸纳球迷和企业的钱，又能出些政绩，何乐而不为呢？而国外俱乐部联赛制的核心内容：让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足协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受所有俱乐部、足球从业人士和广大球迷的监督和制约。主导改革的却不愿意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足协搞成权力无比巨大、寻租机会多多的“足球衙门”，衙门里的老爷们口含天宪，不但对足球界人士：如俱乐部老板、教练员、运动员、裁判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是对行使舆论监督的媒体，也是动辄封杀的霸道。

这种只学有利自己不学不利自己的方式，短期内可见些效果。我记得1993年刚来北京，球市是何等的火爆，我节衣缩食购买球票去先农坛体育场看球。中国足球也好歹在家门口进了一次世界杯，尽管是饮蛋而归。但这种学习、借鉴的思路，注定收获的是跳蚤。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对中国足球彻底失望了，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渐行渐远，倒是贪污腐败分子层出不穷。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何其相似！大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等殖民者打怕了，决定要学习人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可学人家的只限于学如何船坚炮利充实武备，如何办工厂修铁路挣钱，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依然坚持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皇帝说了算、官员说了算、细民基本权利无需保障。短短二、三十年，看起来有模有样，成绩也不少。可一场甲午战争，就被曾瞧不起的蕞尔岛国打回原型。最后，找一个替罪羊李中堂李鸿章大人来当替罪羊，可又顶什么用呢？

但愿此番足球界反腐和接下来的足球管理体制改革，能在深度、广度上做文章，管理者敢于削权让利。如此，中国足球或许还有希望，那几位被司法追究的高层人士也不至于仅仅成为骇猴的鸡，立威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