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世界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于本月底来到中国，拟邀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据报道，许多富豪拒绝了邀请，而在汶川地震中名闻全国的亿万富翁陈光标不但高调接受邀请，而且在回复两位美国富豪的公开信中承诺死后捐出全部财产-----即坊间俗称的“裸捐”。       对陈光标此举，很多人大家赞同，并以此和那些不愿参加晚会恐被“逼捐”的中国富豪做强烈对比；亦有人认为陈光标是作秀，是在邀名，因为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环境下，谁也不能保证陈光标死时账面上还能有多少银子。

我以为，即使陈光标有“作秀”、“邀名”之意愿，也无可厚非。行善不欲人知固然是高风亮节，但公众人物高调从事慈善也对社会有良好的倡导作用。而且陈光标也不是光说不练的富翁，近年来他每年都为慈善业捐出了大笔笔财富。而对那些躲着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中国富豪，亦不必在道德上过于责备，把他们和陈光标进行强烈对比，也许失之于简单。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说捐钱就是有爱心，不捐钱就是没有爱心。在我看来，那些不捐钱、低调行事的富豪与明星，总比那些诈捐或者只拿慈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人要强。

中国的慈善业环境不尽人意、中国的慈善文化有诸多欠缺，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由此当然不能说我们一个仁义礼智信讲了几千年的民族，其普遍的同情心不如西洋人，香港这座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慷慨解囊资助慈善业的华商不乏其人。而且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有钱人也不少。难道这些有钱人天生就是见钱眼开、一毛不拔的“奸商”？问题恐怕不能这么看。我以为还得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分析。

多数人是喜欢财富的，希望能发家致富；同样，多数人是有同情心的。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上的需求，既满足衣食住行和性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感情上的需求即作为一个社会人需要友谊、爱情、亲情等等；尊重的需求即人既满足内部的尊重，有自信心，又获得外部的尊重、信任；最高的层次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或者可以说是内心达到一种宗教般的升华。这五个层次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庶几近乎此理。

应当说，对那些亿万富豪、千万富豪来说，生理需求已经完全满足了，衣食住行的花费再奢靡，对腰缠上亿、十亿甚至百亿的人来说，无非是九牛一毛，金钱对特别有钱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了。照理说，他们有着强烈的获得社会认可、尊重、信赖的需求，资助慈善业正是实现这种需求的合适方式。

但是，别忘了，在中国，有钱未必就能满足安全的需求-----这本是低于尊重需求多数平民都能实现的寻常需求。“胡雪岩宿命”是许多富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公权力通吃一切，奉迎公权力可能一夜暴富，而得罪公权力很可能一夜变成穷光蛋。昨为人前之贵今为街下之囚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连起码的安全需求都没有解决，怎么可能让更多人去投资来实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呢？即使一些富豪捐钱也是为了取悦于手握大权的官员，是一种对权力献媚的表态，希望以此来提高人身与财产的安全系数，而非单纯地出于同情心或希望获得社会尊重。而安全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子女。在一个规则相对公平、社会各种保障制度健全的社会里，过多财产留给子女往往对子女的人生起坏的作用，而像比尔·盖茨那样给子女留下有限的钱财，其余全部捐给社会，并非是他不爱子女，相反是大爱，因为他不用担心自己的子女在他身后衣食没有着落或者生活在动荡之中。比尔·盖茨这种考量并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富豪，因为环境不同，中国的富豪更有将财富留给子女的迫切心情，因为在此环境下，钱多看上去总比钱少和没钱更具有抗风险性。

而且，在今日中国，大笔捐钱给慈善业，未必就能实现尊重的需求。1978年前的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学说是真正的“国学”，阶级斗争学的核心就是“阶级仇恨”，主流教育告诉青少年，富人像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那样为富不仁是常态，而谁开仓济贫，肯定是假仁假义，是企图欺骗广大劳动人民。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许多人财富积累的原始阶段，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确实和公权力有说不清的关系，公众虽然不能说普遍“仇富”，但对富人普遍的印象确实不是那么好。前三十年的“阶级仇恨”教育，后三十年的财富来源不清白，多数富豪发现他们即使捐钱，也没人会尊重、信任他们。除非是官家逼捐，否则还不如省下那笔钱给子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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