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东方早报》）

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中元节，即俗称的“鬼节”。      说是“鬼节”，我以为有对祖先大不敬的意味。因为这个节日是专为奉迎死去祖先的灵魂、追思祖先之功德而设立的。尽管在上古一直到秦汉时期，“鬼”可以指一切死去的人，祖先也不例外。但到了明清以后，“鬼”已具有明显的贬义，所以我国的媒体常将日本的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称为“拜鬼”。

清明节偏重于“上坟”，在春暖花开、草木开始生长的季节，去祖先的坟茔前拜祭，顺便查看坟墓是否完整，也有向外人确权的含义：此坟墓尚有后人，此坟地是有主的。而中元节则偏重于情感上对祖先的感谢与追思。大约此时瓜果、米麦已经成熟，可以用收获的新米与瓜果来感谢祖先的庇佑。

我所住的小区，大多是外地来北京的年轻居民，离家乡千山万水，自然也就看淡了这个节日。但在我位于湘中的家乡，这个节日至今仍非常隆重。在中元节的前几天，家家户户要“接老客”，把祖先的灵魂接回家供养，一日三餐都斟好酒、盛好饭，让祖灵先品尝。而平时调皮捣蛋的小孩子，那几天多也规规矩矩，好像死去的爷爷、奶奶回家来了，和自己坐在一起吃饭。而到了七月十五的晚上，就是“送老客”，大人带着小孩在村口烧纸钱、摆上蒸好的糯米粑，送祖先的灵魂回到他阴间的住所。把祖先称为“客”，或许体现了中国人将死去看成远足，回家已是客人了的豁达生死观。同时，这样的习俗，也是传统的“祭如在”、“事死如生”的观念的反映。如果说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是中国活着的人全家团聚的节日，那么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则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祖先超越阴阳两界的团聚节日。这样的温情节日，怎么能用恐怖的“鬼节”来命名呢？

中元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却发端于诞生在印度的佛教。中元节就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一位以神通著称的弟子目连犍地狱救母。据说目连的母亲生前作孽太多，死后堕入阿鼻地狱，受尽了苦难。目连知道后，不顾个人安危下地狱，经过千难万险救出了母亲。我们知道，佛教诞生在印度时，僧侣出家就是无君无父的化外人，以平等之态度悲悯世间万物，而不是单单因为国王有权而尊敬他，所以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说，同样要放弃俗世的姓氏和家族，和中国传统的光宗耀祖是反着来的。但是佛教到了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必然不能违背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忠孝。目连救母的故事就是中国传统的孝道和佛教的果报观念杂糅，经过时间的冲刷，土、洋结合得浑然一体。可以说，中元节是佛教中国化的范本。

从中元节，我认为可以延伸出一个话题：传统文化如何延续下来，又如何因时而变？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就如今日炒得火热的“国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个时代的“国学”是不一样的。不单单是载之于典籍、附着于文物的显性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就是存在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隐形文化，也是在变化的。秦、汉乃至唐、宋人的民情风俗、审美趣味和明清肯定是不一样的。如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在秦汉以前，中国人就很少有此种观念。但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传统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必然要和传统的文化碰撞、较量、相互抵制再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最后慢慢地融为一体，新的传统就产生了，但和旧的传统又不能截然分开。以中元节为例，佛教来中国，要想吸引信众，必须迁就本土的价值观，于是中国的佛教十分推崇忠君孝亲。明末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后，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写文章大力鼓吹天主教和儒学之间的共同点，提出“补儒斥佛”，他希望用迎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方式，让天主教来代替另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成为中国老百姓重要的信仰。他此举遭到西方一些天主教人士的批评，认为这样是让天主教“不纯”。而鸦片战争后，紧随坚船利炮后面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或许对中国的态度已非利玛窦所处的时代，而是占有心理上绝对的优势，因此不愿意“迁就”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习俗。比如对中国人敬天法祖就很不屑，不允许信教的人再拜祭祖宗，如此两种文化的矛盾就可想而知。近代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中，在清末成都的郊县，有一位因信了洋教而不供奉祖宗灵位顾天成，被全族人扫地出门。设想一下，如果基督教顺着利玛窦的路子，就如佛教西来那样，一点点地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今天，也许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就如中元节一样，现在没人说它是“洋节”。

文化传统不可能停滞像一块化石，有生命力的传统一定能不断地吸纳新的东西，从而生生不息。而东、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模式也非界线分明，你死我活的，是可以慢慢地融合在一起，在这方水土上长成参天大树。今日谈中国传统文化，谈中国文化遗产，如果去掉寺庙、佛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