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栏）

最近，美国一位“柠檬水女孩”的故事引起中国式的解读。这位俄勒冈州的7岁女童小朱丽在一个集市上售卖柠檬水，因没有卫生许可证而被当地市场管理人员驱逐。此事件由于网络的发酵不仅在美国引起一场舆论风波，而在中国更是被人视为美国版的“城管欺赶摊贩”。

应该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解读，是因为在中国，“城管”已经被符号化甚至是污名化了，在某些人眼里，已成为公权力凌辱弱者的代名词。但我以为这样的解读并不妥当。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相似：都是市场管理者取缔无证摊贩，而且都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但两国版本的“城管赶摊贩”不一样的是：中国一些城市城管在执法中之所以引起公愤，从而变成影响政府形象的公共事件，主要并非是因为其执法太严格，不通人情，而是执法中对私权利的侵犯，主要是对摊贩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而在“柠檬水女孩”的故事里，管理人员严格分清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线。-----对法律授权的管理行为，如要求卫生许可证，他大胆地行使。而对授权之外，决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用暴力对待小女孩及其母亲。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远非小女孩所在郡最高地方官出面就能灭火的大事了。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都面临危机公关的问题，为了平息舆论，有时政府不得不折衷一下，以求在人情和国法中取得一种平衡。比如这一事件中，该郡的长官一方面肯定卫生检查人员是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又说他们要有“专业的判断力”，应该给小女孩一个例外，他说“我不认为一个7岁小女孩的柠檬水摊子是我们郡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威胁。”

然而，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让一个政府管理人员在情与法之间很好地把握分寸，其实并不容易。以此事为例，7岁小女孩创业固然值得鼓励，但她已经不是“过家家”，而是和成年商人一样从事实实在在的经营活动，她卖的柠檬水照样被人喝下去。显然不能因为经营者的低龄，就可以罔顾其商品的卫生问题，如果一个7岁小孩卖柠檬水可以不要办证，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做买卖都不需要卫生许可？如果这样引起公众健康受损，谁来承担责任？

美国网民对这个市场管理人也口诛笔伐，决非这些人认为美国市场不需要卫生许可制度，而是处于美国人对公权力天然的警惕性。美国的立国精神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自治，公民之所以接受政府的管理，是因为他们通过合法的程序将自己部分权利让渡给管理者，如此才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避免社会成为相互伤害的丛林。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市场化程度很高，商品、人员、资金的流动范围越来越广，流动量也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政府的监管力度更大。如此，政府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也是情理之中的，那么，当公权力过于强势时，它会不会伤害个人的权益呢？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困惑，中国有，美国同样也有。以食品卫生监管为例，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农耕社会，普通的消费者能凭借经验判断出食品的安全程度。比如在古代一个小镇的集市上，开饭铺和开药店开酱油作坊的，几乎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当地人对其知根知底。而四周的农民来叫卖自己养的猪肉、羊肉和鸡鸭，以及果园里摘下的果子，这些食品的来源，多数消费者是清楚的，因此没必要政府派管理人员给他们办证。和笔者一样在农村长大的许多同龄人恐怕有过类似小朱丽的创业经历，少年时曾将自己在水田里捕捉的泥鳅、自家果园的果子去集市上叫卖挣学费，并没有引来城管的驱逐。

但今天多数人处于陌生人社会里，政府对市场特别是食品市场显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无为而治，需要监管，但监管权力一大就会带来副作用，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烦恼。那么如果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副作用呢？一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要完善，公权力是有寻租冲动的，像美国网民对那位市场管理人员不依不饶其实就是公民对公权力持续的敲打和提醒。近年来我国见诸媒体的城管和摊贩冲突事件，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因为执法太严引起误解，而是执法者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从而引起反弹。二是就如该郡长官所说的那样，要有“专业的判断力”，比如看到一个农妇从乡下挑来一担新鲜的桃子进城叫卖，很容易判断食品的卫生是没问题的，非得让人拿出卫生许可证显然有故意刁难的嫌疑。当然，特例不能成为通例，如果像小朱丽这样热衷创业的小孩一多，人人想在假期制售柠檬水，怎么办？不能不监管，可对偶尔为之的小孩要收120美金办证，显然是打击下一代人的创业热情。那么政府完全可以在管理制度上做更合理的设计，比如规定未成年人摆食品摊可以申请减免卫生许可证费用，但许可证一定要有，这意味着无论成人还是小孩做买卖，卫生都应该达标，也都要接受政府的监管。

“柠檬水女孩”的故事，对中国的市场管理者应当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