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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南方都市报》8月15日)

本名李勇,上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 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入语文出版社, 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时评人,著有《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等。近日,最新修订版的《闲看水浒》出版,增加了其六年来最新的思考和观察。

与南都记者一见面,谈起梁山和读书,十年砍柴立刻展现出湖南人喜热闹且健谈的一面。今年年初,他刚在湖南教育电视台的《湖湘讲堂》讲“水浒探秘”———“才干平庸、性情懦弱的宋江为什么能做老大?”“中国社会中,老二的地位既重要又 尴尬,要当好老二,还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老二学’。”言语幽默,观点独辟蹊径,台下观众常哄堂而笑。最多的时候他创下一天录十集的纪录,下来还照样与朋友大碗喝酒,嬉笑怒骂,谈古论今。

自从六年前写出《闲看水浒》,十年砍柴的生活轨迹就被彻底改变了。

那时他还是一个记者,每天写着“为稻粱谋的奉命文字”,业余时间就泡在天涯网,用“十年砍柴”的网名发帖,点评梁山小世界的潜规则,开始在网络江湖中声名鹊起。如今他在语文出版社的编辑部上班。业余时间是多家媒体的专栏评论员,写大 量的时评文章。从丰田汽车的困境到舟曲的泥石流,从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到“打错门”,不断为弊端丛生的社会鼓与呼。

这个转变肇始于十年砍柴几年前触网与写作《闲看水浒》一书。《闲看水浒》因其对梁山的暴力规则真相的揭示引发强烈的反响,他因一本书成名。此后几年他先后写出了《晚明七十年》等一系列历史散文。梁文道赞其时评为“笔带锋芒,针贬人物 时局毫不留情,实在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2002年,十年砍柴进入天涯网的关天茶舍时,这个论坛中声名鹊起的还有“五岳散人”,误打误撞,两个 人的网名恰好仿佛一对工整的对联。两人同为热辣的时评作者,据说在某些媒体有“一五一十”之说:“发表时评可以尖锐到什么程度?最多就到一五一十。”

如今十年砍柴写一篇时评只需要一小时,“其实我知道,如果只追求产量和速度,这样迟早把自己写废。我已经看到很多时评作者,陷入那种模式化、三段论、毫无创见的写作。”十年砍柴清楚地看到时评作者的局限性。“所以如果不是确实有自己 独特的看法和感受,就不轻易发言,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

时隔六年新版的《闲看水浒》,融入了十年砍柴对这六年中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心得,增加了许多内容。在新版的序言中,十年砍柴用《告别梁山是如此艰难》为题,表达了他眼中这些年的中国现实,仍然与血酬规则支配下的梁山如此相似:“一 位云南青年蹊跷地死在看守所里,警方最初宣布的原因是‘躲猫猫’撞死,让人想起武松进孟州大牢后,老囚犯给他讲的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辽宁抚顺36岁的 汉子杨义用刀刺死指挥拆迁的官员,上演了现实版的李逵打死强拆柴家花园的殷天锡……”

在描述完这些相似之后,十年砍柴却给出了一个相对光明的尾巴———他乐观地认为,网络正在为社会走向公平、公正提供最大的可能。“假如高太尉府派遣的两个伙计来引诱林冲持刀进白虎堂前让太尉过目,林冲在与他们闲谈时用带有摄像头的 手机拍下两人的面貌,并及时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在进白虎堂的途中,通过微博一路直播。高太尉要诬陷林冲图谋刺杀他,恐怕难度要大得多。假如柴进在得知高唐州的叔叔花园遭遇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强拆,事先将这个事件以及宋太祖颁发的誓书铁券照片发到凯迪的‘猫眼看人’上,江湖上一帮子哥们纷纷跟帖,并发表评 论,造成相当的舆论声势。殷天锡和他的姐夫,估计也会掂量掂量。”

虽然高太尉也有可能利用权力封掉林冲的微博,并指示大宋朝所有的媒体包括网络不得报道、讨论此案;殷天锡也可能仗着高太尉的权势,真的不把誓书铁券放在眼里。“但无论如何,随着信息的公开,作恶的成本逐步上升,总有成本高于或接近收 益时,如此,丑恶会逐渐地减少,或者一种从根本上防范丑恶的制度浴火重生。”

“这也是我对告别暴力为王的梁山规则与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抱有信心的原因。世界,毕竟是不同了。”

南方都市报:为何时隔六年,再出《闲看水浒》?

十年砍柴:在2004年首次出版时,我在《引言》中表达一个良好的愿望:告别梁山。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告别水浒化的社会,即规则不公平、靠权力和暴力来解决纠纷的传统社会。

但我知道,六年放在水浒诞生至今的700年的坐标里,只是短暂的一瞬;即使在多 数人不满百的人生中,也算不上漫长。因此,一个承载五千年文化遗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要有巨大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水浒传》世界中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至今还存在;而六年前那类过度诠释厚黑、权术的庸俗“成功学”,至今还大行其道。而且,这六年中,似乎社会矛盾更 趋于尖锐,各种类似《水浒传》中的暴力事件频繁见诸报刊、网络。

为什么这六年内,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总量增长较快,但水浒中那种用暴力解决 一切的方式不但在这个社会没有淡化,反而在许多地方得到强化呢?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搞拆迁,依赖于带黑道背景的拆迁公司,采取很不人道、违反法治的暴力方式逼走被拆迁户。而被拆迁的人,在强大的权力加暴力面前,正常的救济渠道走不通,于是采取暴力对抗原则,有些人是自杀,有些人是杀掉来拆迁的人。

我在想,六年前,依法治国已然成为治国方略,六年过去了,为什么还这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是相当平和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是排斥暴力的。如是,促使我这几年对水浒中的盛行的“板斧规则”———也就说暴力原则进一步进行思考。

南都:你用来分析水浒的潜规则和血酬理论也适用于当下现实中的恶性事件么?

十年砍柴: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理论,其实不仅在中国,在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只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用潜规则处理人际交往,一些人甚至相当比例的人挣血酬过活,风险难以评估,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太大,所以这样的 模式逐渐被主流社会抛弃,代之以比较透明、相对公平的显规则,绝大多数人所获取的是正常的智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资本运作得来的利益。而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潜规则和血酬理论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并不奇怪。值得忧虑的是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是逐渐地被抛弃、淡化,而在很多人生活中奉为圭臬,那就是悲哀 的事情了,值得我们深思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和文化原因。

南都:和六年前相比,新版《闲看水浒》增添了哪些新料?

十年砍柴:在这本书的首版序言中,吴思先生给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只是初步 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更宽泛地说,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如何分配官爵?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理解中国历史的方 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终生去研究的大问题,这六年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读书思考的 深入,对吴思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下了一番功夫,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见解。因此修订后的第一章,就是分析“排座次、定名分”是中国社会,包括家庭、江湖和庙堂 的头等大事。以梁山108将为例,仪表堂堂、武艺出众、又有开山之功的林冲只能排第六,而武艺平平、长相寒碜的宋江排老大,宋江用心计、手腕和江湖声望等软实力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而声望这类软实力的打造,传播技巧十分重要。宋江作为一个县衙门的小押司,其仗义疏财的美名能远播江湖,是一个有意思的传播学 课题。而在108将最终排名出笼之前的造舆论、做宣传,也需要恰到好处。如此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这种利益分配方式。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江湖社会,即便在中国传统的官场和市井,也是通适的。这些问题,在初版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南都:吴思的理论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书中展现的视野和思考,跟你做记者的经历有没关系?

十年砍柴:我不避讳说自己写作《闲看水浒》时受吴思先生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影响。其实这类对历史的解读,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将其符号化,总结出一个概念。在此之前,我在读书时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点,比如我上大学 时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讲到李贽批评当时的社会精英———士人阶层,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可以说,这样的“阴阳脸”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并 不少见,许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都描写过它,比如《镜花缘》的双面人。但吴思先生提出这两个概念,对我而言确实有豁然开朗之感,以前思考过的一些问题,一下子似乎就解开了。

吴思先生当过多年《农民日报》的记者,我也当过近十年《法制日报》的记者,这两份报纸都是中央媒体,这种经历也可能使我读吴思的书倍感亲切的原因。当记者的人,是用脚走天下,用眼看天下,无心者可能整天就耗在程式化的采访、写稿之 中;有心者就会很好地利用这个平台来观察社会,这是书斋中的学者所没有的条件。我算是个有心人吧,在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有个不错的饭碗,而是要有史家情怀,是在见证一个时代———尤其对一个权威的法制媒体来说,这是多好的机会。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写采访札记,近十年写了五十多万字的札记,记录了许多不适于公开刊登的见闻,以及我在行走中国采访形形色色人物时的随感。这些当时看似无用的工作,对我后来的写作大有益处。

南都:与解析古典相对,你现在是活跃于媒体的时评人。最能引发你关注的是哪一类问题?

十年砍柴:是时代大转型中的制度转型和文化改良。这也和我有十四年和法律相关的从业经历关系很大。我最关注的就是游戏规则的透明与公平。最困惑的是那些公平的规则往往只停留在有权者的口头上,而在实际生活中,践踏公平的事常常发生,且风险很低。

南都:那你如何看待当下媒体时评的意义?

十年砍柴:时评写作者更多的是一次次就发生的新闻事件,不断重申常识。这是个缺 乏常识的时代。虽然一两篇时评可能作用不大,但是这么多时评写作者,这么多媒体,一直不放弃重申常识,我想对社会的进步总会有作用的。所以作为一个时评写作者,我有时候有无力感,但是还是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我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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