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上市公司凯恩股份以商业信誉被损害为由，要求遂昌县公安局对报道该公司“交易内幕”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立案侦查。遂昌县公安局没有对事实进行详细核查就在全国通缉仇子明。这是赤裸裸地滥用公权力，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显然，该县公安局的上级机关丽水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局比他们更加讲“政治”，立刻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仇子明的通缉。

这件事，让我想起2008年初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的往事。当时，我尚在法制日报当记者，和那位惹怒县尊大人的记者朱文娜是同事，对整个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2009年，朱文娜曾供职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的下属单位）以“西丰事件”为由头编了本书，我为此写了篇书评《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我在文中说：“朱文娜的脱险、张志国的去职并非法律的胜利，而只是各种力量平衡的一种结果，其结果因为无普适性，对制度建设的推进意义有限。朱文娜能逃脱权力的报复，和她一样同为媒体人的李文娜、张文娜未必有这样的好运气。”

今日看公安机关对仇子明通缉令的撤销，应作如是观。这种结果仅仅是当地更高层级公安机关对舆情进行分析、判断作出的一种危机公关行为，而为什么公权力如此容易被滥用，怎样去追究滥用公权力的官员，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最终不了了之。

分析遂昌县公安局通缉仇子明这一事件，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遂昌警方在“浪战”，过于草率，也就是说，滥权到了几近失去理智的地步。这一滥权行为的违法性质和危害性，已有多位方家从法律层面进行的分析。我以为还值得公众关注的一点是：遂昌县公安局在对事实没进行审查前，仅仅凭富商的举报就草率地签发通缉令，稍有头脑的人也会想得到：事情不可能如自己盘算那样顺利，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作为一个县级公安机关，他对舆论的掌控能力究竟有多大？难道不担心给上级机关带来麻烦么？

然而，这种草率、鲁莽的滥权行为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滥用权力的收益过高，风险过低。

我们审视一下过去发生的一些受到全国普遍关注的公共事件，滥权行为受到严肃追究的并不多。包括因暴力拆迁发生人命案的事，顶多也是指挥拆迁的官员停职，“带薪休假”半年或几个月后，悄悄地复出。像湖北省政府门口便衣警察殴打厅级官员的夫人，如此既违法又“犯上”的滥用公权力行为，仅仅是一名警察调离，另外两名行政记过。这连家长当着苦主惩罚惹事的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都不如。

权力集团上下左右已然结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利益体，那么基层的官员滥用权力，确实有把握将个人风险控制到最低。大不了道歉两句，而收益呢？以这一事件为例。即使抓不住仇子明，但通缉令只要可以吓住仇子明及其同事，乃至其他媒体跟进报道。当然，我们会说，这种滥权，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伤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而法律的尊严、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对具体滥权的官员来说，那是“公共牧地”，损害公共牧地而自己得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当然，有人会说，公共牧地的主人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底下那些牧羊人纷纷损害公共牧地，必然导致草原沙化。在帝制的时代，公共牧地的产权是很明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为子孙着想，不会任凭下面放牧的官员占自己的便宜。而在真正民选政府的社会里，那就更不用说了，成千上万的公民整天盯着各级“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要是损害纳税人利益自肥，可以用选票炒他的鱿鱼。而公共牧地产权糊里糊涂的制度下，其受的损害必然是最严重的。

我们知道，滥用抗生素会使身体产生耐药性。滥用公权力同样会产生“耐药性”，其结果和滥用抗生素一样，剂量只能越来越大，滥用公权力的方式将会越来越暴力，而与施暴对象的冲突也将越来越剧烈，结果将会是，一场小感冒，会成为生死攸关的大病。

仇子明被通缉和西丰县警察进京抓朱文娜两件事很有可比性，而有意思的是，其吸引记者采访的原因看起来“相反”。西丰事件是因为当地的女商人赵俊萍不配合当地政府的拆迁大业，得罪了官方，以“偷税、诽谤”入罪；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乃是当地政府要为企业“保驾护航”，用公权力去惩罚给企业找“麻烦”的媒体人。看起来原因相反，实则是一回事。-----公权力通吃一切，资本媚权得好处，不媚权动辄得咎。

资本要看权力的脸色才能生存，这样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国一些史家曾论证过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我看来，这是个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萌芽、发育，决不是看商品交易的总量多寡，市场繁荣程度如何，若是看这些，中国晚明的商品经济就比欧洲繁荣。关键要看是否建立一种保证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体系。否则的话，再富的人也不是现代意义的资本家，而是邓通那样“权力的附庸商”，靠老皇帝宠爱而富可敌国因得罪新皇帝饿死在监狱。

我在《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中最后一段这么说的：“在没有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政治体制下，且不说西门庆这样的无赖富商，不免于或被江湖中如武松这种‘侠客’杀掉或被庙堂上某位“清官”消灭，即使像清末胡雪 岩那样操行品德相当不错的巨贾，也摆脱不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的宿命。胡雪岩因为‘权力期货’买对了，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支持当时大清朝的政治新星左宗棠，从而使他在官场、商场上具有巨大的能量，而其败落的重要原因是成为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官场权争中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 丧失在真正资本市场中搏杀的能力，那么和外国资本的较量中，犹如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和英法联军枪炮交战一样，蒙古勇士再骁勇也会大败。大清最后一个开明的大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大办洋务，成绩斐然。但多数企业是“官督商办”，在国际上没什么竞争力。

权力对资本的过度控制，使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若干年后，没了黄马褂，但也有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护身符。可没有建立起可以制约公权力、确保市场竞争公平公开的法治体系，无论披上如何耀眼的黄马褂，在权力面前只是一只纸老虎。”

胡雪岩算是“浙商”的代表人物，这位乡贤成败之教训，凯恩股份的高层不可不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