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接到母亲从湖南老家打来的电话。问完我和内子的工作、生活近况后，家母语调转为愤懑，讲述一件她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事情，已近古稀的母亲已非年轻时的泼辣刚烈，一般的事情更不会给他儿子添乱找事。这次一定非同寻常。

原来，母亲伤心的是她“赤脚”行医四十年，未能得到官方的认可。

本届各级政府在重视民生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在解决了民办教师转正和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后，而今民生工程的一大重点是农村医保试点和乡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对乡村医生（以前叫“赤脚医生”）的重新认证和提高待遇。

母亲说，早在197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母亲就成为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去年，当地卫生局要求乡村医生重新等级登记注册。母亲按规定上报了所有的材料后，前两天却被镇卫生院告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未能批准她的申报，理由是年龄太大。而全镇40个行政村，只有三人未被批准。至于这个理由援引何种法规与文件，有关部门并未加以进一步说明。母亲说，她并不在乎将来可能得到的那点经济补助，她三儿一女还算有出息，也很孝顺，不在乎那一点钱。关键是这等于否定了她四十年辛辛苦苦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她这样的年龄以及其经历，最在乎的就是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承认。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位“赤脚医生”。乡亲们尊称她为“王医生”------这个“王医生”不像城里医生那样穿着白大褂端坐在下雨淋不到、天晴晒不到的医院里，她要和其他农民一样下地干活，而且拉扯四个孩子，家父又在外面上班。这种“半边户”的女主人，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而她做“赤脚医生”是全能的，看病、预防接种、接生，都干。1977年我开蒙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有一课《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是一位戴着草帽、背着医疗箱的女医生赤脚走在田埂上。我读起来觉得分外亲切，并向小伙伴们炫耀。

家母要强，又能干，对别人热情对儿女严苛。我现在还能记起一幕幕这样的情形：我们全家正在吃饭时，一个下田被划破腿脚的农民被背到我家，家母立刻放下饭碗为其包扎；深更半夜有人敲门，说老婆快分娩了，母亲起床拿好器械，打着手电就走了。。。。。。在母亲接生的这几十年里，不下十个早产儿被她救活，这在医疗条件简陋的乡村，几乎算个奇迹。因为她的名气，周围好几个村都请她接生，好些家庭父子两代都由她接生。我记得我读初二的一天，她刚睡下就被人叫走去接生。天亮后我去公社所在地的初中上学，恰好要经过那户人家，便停下来去看母亲。那户人家问我找谁？是不是找王医生？因为看眉眼我实在太像我母亲了。母亲从产妇的卧室走出，说孩子刚刚落生，不无责怪地说我来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学校。我悻悻得走了，心中惦念着母亲，我知道她这一宿没有合眼。等我们兄弟离开故乡后，母亲也老了，但照样出诊看病接生，她已没有盛年时的胆气，每次出诊，总要带着我家那条大黑狗壮胆，因为她看完病回家时，总会谢绝患者家人的护送。

我大学毕业居京多年后，回家探亲，经过附近的村庄时，那里的乡亲有好些我已认不出来了，他们却都认得我，说这是王医生的崽回来了，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茶。我很感动，更感谢父母给儿女辈积攒下的好人缘。

母亲读过初中，在偏僻乡村她哪一代农妇中间，算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了，因此才有可能担当赤脚医生。若以今日的标准看来，她的知识、她的年龄，确实和现在农村医疗的需求有距离。但正如民办教师一样，这是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在近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曾为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命运鼓与呼，而今，我母亲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开她的心结。辛辛苦苦四十年，她只是想得到认可，要一个说法。

今日之中国，简单的“说法”往往很沉重。不论有没有人给她一个“说法”，我要把我母亲的故事讲出来，我想她的经历，亦是一个群体的经历。他们生活在乡野，默默无闻地做事，造福于桑梓。而时代变了，他们又落伍了，便被无情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