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华商晨报》）

一个常坐飞机出差的中国人肯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候机无聊时，拐入机场一个书店，会看到店里摆着各色各样的励志类图书，内容无非是以成功者的口吻告诉你如何为人处事，如何适应职场种种明规则或潜规则。书名一般起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如《高层人士的N个习惯》、《人生成功的秘密》、《让你的收入增加N倍》等等。而一旁电视里放的DVD，必定是一油头粉面老板状中年男，用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配合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唾沫横飞地讲述如何推销，如何发财，如何成功。。。。。。

最近陷入“学历门”的“打工皇帝”唐骏的自传或日记，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摆在这类书中最为醒目的位置。

每每看到这类书，我一笑而过，连拿起来翻阅的兴趣都没有。我知道这种书只是为了适应时下国人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盼望发财、盼望成功的普遍心理。而能否发财，能否取得人生成功，绝非几本书就能讲清楚的，一个人的“成功”岂能容易地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些真正发大财、当大官的人，多半是“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内中奥妙，旁人哪能轻易知晓？

但尽管如此，“成功学”的教材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中国古代都大行其道。

从根本上说，无论古今中外，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才，因此如何适应社会、取得成功是当然应当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从西周有官学以来，包括孔子教育弟子的“六艺”，目的当然是受教育者的“成才”意即“成功”。基于此目的，对人的教育一般分“德”与“能”的培养，即道德的教化和智力、知识的开发与培育。这样正常的“成功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清末私塾所教的《三字经》，莫不把道德教育置于“成功学”的重要位置。

这种正常的“成功学”教育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且见效慢，于是有一种投机取巧的“成功学”出现了，且市场广阔。季羡林先生曾在《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序言中谈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宗教的“门票”越来越便宜的过程，如果修行那么难，而累世修行只能得阿罗汉果位而不能自身成佛，那么许多人会知难而退，于是修行的法门越来越方便，立地成佛的奇迹也出现了。“成功学”亦是如此，只有降低难度，才能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于是，提供便宜法门、寻找捷径成为各个时代“成功学教主”最重要的内容。而如此，“成功学”就不免沦于没有道德底线的“厚黑学”或忽悠人的骗局。

《战国策》算是中国一本很早的“成功学”教材。到了不讲是非只讲成败的战国时期，宋襄公那种遵循“仁义”底线的竞争者只会被人讥笑为蠢蛋，而只要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被许多士人奉为圭臬。其中两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受业于鬼谷子的张仪、苏秦。这两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登上相位。而他们搞内政外交的不二法门就是：能骗则骗，能赖则赖。如张仪为破六国联盟以割地为诱饵戏弄了楚王。而后世许多人不以这种骗为耻，反而以能骗人看作获得成功的大智慧。鬼谷子也被神化了，似乎一位名师教徒弟，不需要寒窗苦读，只要给他看几本秘笈，就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掌握了成功的法门。后来黄石公授兵书给张良的传说也是类似的逻辑。

武侠小说中常有绝顶高手临死前将全部内力传到一位年轻人体内，使他一下子练就绝世武功。可现实中哪有这样的奇迹呢?如果有人说他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人多半就是骗子。

《儒林外史》中有这样的一个骗局。科考落第而靠印“高考解题大全”（当时叫《三科程墨》）的书商马纯上，在游西湖时碰到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憨仙。这老道找几个托，设一个局，在马纯上面前演习炼丹，将黑煤炼成白花花银子。如果不是这老道患急病死了，马纯上必定上钩。他准备倾囊投资，让老道拿去做炼银子的“银母”。

眼下世上所叫卖的各类“成功学”教材，多半和那位憨仙“点石成金”的路数差不多。憨仙骗取许多人的银两，是利用了多数人想一夜暴富的心理；而《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之类“成功学”教材之所以能大卖特卖，就是看准了年轻人特别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艰难而渴望尽快获得成功的普遍心理。笔者以前读史书，大惑不解的是像秦始皇、汉武帝这类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什么会被那些声言能找到“长生不老药”的方士骗了。现在一想，道理很简单，以权力和财富来衡量，一国之中，皇帝是最成功的。而皇帝惟独打不过时光，终究是死的，这是皇帝最大的软肋。于是，方士利用皇帝这个弱点成功地推销了并不存在的“长生不老药”。

这些日子，一个前两年大红大紫的“成功学教主”倒了。但倒掉的只是一个“教主”，保不齐还会有其他的“成功学教主”涌现，因为，忽悠人的“成功学”盛行的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