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上午10点，我在北京西站坐上了开通不久的北京至长沙的高铁。整节车厢满座，旅客们交谈中，我听出熟悉的口音——可以猜测出一大半像我一样，在清明节前赶回故乡，为祖先扫墓。

上车时，北京还是春寒料峭。窗外一路风景不断变化，华北平原树叶刚刚发芽，广袤的中原大地一片绿油油麦地。然后列车穿过了辽阔的江汉平原，窗外已是长满枞树的丘陵、掩映在竹林中的白墙瓦屋，和长满绿草等待开垦的稻田。我想车应该已入湖南境内，心里略略有些激动。满目翠绿逼人，山峦和谷地的绿色中间或夹杂着一块块金黄色的油菜花，这在少年时习焉不察的景色，而今成了一种奢侈。在二十多年前，我每个寒暑假都要经京广线回乡，而且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可那时太年轻，心中有着天下乃吾乡的狂野，离乡或归乡，对情绪几乎没有影响。而今人到中年，方才悟出：故乡，永远只有一个。

下午3点38分，列车准时停靠在长沙南站。走出车站，一股潮湿而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故土的气息呀。看到前来接我的朋友穿着短袖，我觉得自己穿着有点滑稽——因为我身上还套着一件毛衣。

5小时38分，坐火车就能行驶1600公里回到故乡，这在我当年上大学时无法想象的。纯粹从速度来考量，坐飞机两个多小时亦能到长沙，然而两地机场到市内的折腾，再加上高概率的晚点，坐飞机只是为了赶时间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高铁开通后，不但弥补了以前火车运输速度上的不足，而且车行在中国的腹地上，旅客可以看车窗外景物的变化，或者拿出一个iPod,观看一部下载很久却一直没时间看的影片。在这份惬意与轻松中，故乡就到了。——这种感觉坐飞机是没办法体验到的。

坐上高铁，故园在望，这是现代社会游子的一种幸福。

曾国藩是吾湘省先贤，他生活的时代距今不到两个世纪。然而看他当年所写的家书，可知那时候从北京回湖南，是多么漫长的旅途。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给来北京小住尔后回到湖南的父亲写信，信中如此说：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五月十五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谨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那个时代，从北京回湖南，走了三十余日，尚称得上“神速”。即便是1997年火车提速前，坐1次特快，从北京回到长沙，也得30多个小时。

2010年时，中国各地掀起高铁建设热，一些人在权威媒体上撰文批评“高铁热”，认为这种投资过于超前，造成资金浪费，会带来长时间巨额的亏损。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从张之洞的腹省干线梦看高铁热》反驳这种论调。我举张之洞在1989年就任湖广总督后极力主张修建北京到广州的腹省干线（即后来的京广线）为例，当时朝野许多人士批评他好大喜功。在文章的结尾，我如此说：“也许，过不了十年，再回头看今天有关高铁的争论，许多人会认为当初高铁建设的速度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就像今日我们回顾张之洞南北干线的梦想时，哪会指责他想法超前？只会叹息，京广线这条大动脉还是贯通得太晚了！”

而今距我写这篇文章才短短三年，高铁满座已成为常态。 

 (载《旅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