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栏）

重庆“打黑”被全国人民几乎围观了一年。就在公众注意力转移时，重庆官方又出台了新的措施：要求主城区13个公安分局的207名派出所所长全部异地交流任职。14日中午前，他们将全部履新上岗，全面实现工作无缝对接。参与异地交流的所长们大多连 夜办理了交接工作。（据《重庆晚报》报道）

这一大规模的重要警官异地交流的举措，难免让人联想到重庆“打黑”中暴露出警察队伍内部的种种腐败问题，应当说，重要警官异地交流或者回避，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干部的廉洁，执法更加客观公正、不受人情关系的干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做法一点不新鲜，在现代政治已经从体制上解决了权力来源、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等重要问题的当下，这种做法近似于放着现成的汽车不做，非得想办法去提高驴马的行进速度。

官员的回避和异地交流，在中国古代，是历代王朝推行的重要治官之策，特别是明清两代，更是在这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譬如家乡五百里内不得为官，譬如一县、一州、一府之长官，在某地任职一定的年份后，若不升迁，必定会调任他处。这种回避与交流制度的设计，符合帝制时代的政治逻辑。因为中国古代帝制时代，说白了就是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山是一家一姓之私产，而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受皇帝委派去看管某个地盘，说白了是高级打工仔。那么，作为东家的皇帝，当然要提防高级打工仔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鱼肉乡百姓激起民变，从而损害皇家的根本利益。而中国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特点是人情高于一切，让一个重要官员长期管理家乡，或者在某个地方呆得太久，确实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或部门利益体，使皇帝的权威弱化。官员回避和异地交流是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不得已的办法，对防范官员的坐大和腐败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时候诸多的政治弊病，特别是官员的腐败，无非逼着官员以权谋私的技巧不断提升而已。

可见，官员异地交流和回避制度，只能建立在权力从上向下授予的基本政治构架内，即权力高度集中，层层向下授予，而被管理的广大百姓则无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而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无论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明确了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是人民雇来的打工者，即通俗所说的“公仆”。如果能在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上保障主权在民，就压根儿不需要官员任免的回避或刻意地进行异地交流。相反，现代民主政治正是一种“熟人政治”，选举时，候选人为什么要竞选？就是推销自己，让选民熟悉、了解自己，选民在对候选人的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因此，一个县的选民选本地人当县长，一个市的选民选本市人做市长，乃天经地义。而某一地区掌管治安的警局负责人，长期供职于当地，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对防范与打击犯罪、保障居民安全更有利。

当然，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不会有纯净的世外桃源，人掌握权力后有以权谋私的欲望，亦是人性的弱点。一个地方的主要官员包括警方负责人在当地呆的时间一长，和地方各领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寻租起来更容易。但若制度上真正保障了主权在民，那么一个地区的官员或重要警官，几乎是全天候处在选民的监督之下。一个高级警官如果和黑道来往过密，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不露。选民可以就此向议员反映或者告知媒体，而议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定会向当地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而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会使媒体自由地报道“黑幕”。那么，可以想象，一个地方的行政当局，如果出现警匪勾结之类的丑闻，很可能影响当地执政党派在下一次选举中的选情，那么为本党派的政治前途考虑，清除内部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能手软。如此，还用什么官员异地交流和回避？上一层级行政当局也无权让下一层级行政当局之间搞交流和回避，人家是当地选民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让人家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