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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间地带”的革命》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从井冈山回到北京。我办公室桌上,已有人寄来一本书-----杨奎松先生本人最看重的代表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我不由得一笑,如此巧合,翻看这本书,回想起我在井冈山所见所思,感触良深。

无论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还是中共革命成功,亦或是中国历代新王朝的建立,后世人评点,总会发现一些非常关键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上,稍瞬即逝的机会被成功者抓住了,而旧统治者的失败,往往是因为关键时刻,他犹豫半响,落子时总选择最臭的一招。

杨奎松在这本书清晰地表达这种观点:“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 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毗邻苏联作用的外因,也有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内因。缺少了哪一方面,中国革命都很难实现1949年的成功。”

这当然是中肯之论。同样的有利条件,未必每个人都能抓住,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之前,毛在中共高层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毛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之后,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过招中,也犯过错误。但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抓住一切机会,最大限度地扩充己方的利益;即使某一时期犯了错误,但因具备强大的纠错能力,能马上变招,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不利局面。善于把握机会,尽量少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政权争夺中成功者的共同点,也可算历史的不变之规律。

毛是一位熟读中国史书、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之道的革命者,可以说中国深厚的历史对其成功有相当的启迪与借鉴作用。但任何一次成功的历史经验,在后世不可能简单地被拷贝,刻舟求剑必定失败。善用历史经验的人,能看透历史的奥妙而不拘泥于历史,能随时而变。

以袁世凯为例,这个一世枭雄,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的人情世故参透不谓不深,但他和他的高参杨度等人,过于拘泥于历史经验,认为在当时没有权威的时代,只有皇帝才能控盘。殊不知,满清自己将君主立宪的机会白白耽误,等到以无数烈士的头颅和鲜血为代价,换来了表面上的“共和”国体,虽然如蔡济民所感叹的那样:“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但至少“共和”在道义上占据了高位,帝制已臭大街。唐德刚先生说,走过了两千年的封建和帝制的历史,中国已经驶入转型时期的历史三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世凯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显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或说中国传统的“正名”上,再像刘邦斩蛇驱暴秦、赵匡胤黄袍加身建大宋那样,以“天命”自居,来整合社会资源,中国传统的“天命”已变造反理由毫无用处了。而“民族革命”这杆大旗当时也很难号召众人。洪秀全举民族革命大旗,但其奉西方耶教为主流意识形态、摈弃孔孟之道与民族革命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反而不如曾国藩的“卫道”更有号召力。而孙文等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旗号,推翻了帝制,已经将“民族革命”的合法性资源占为己有,再高举“民族革命”大旗,来反孙文的衣钵传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效。

如此,在那个时代,“阶级革命”是毛泽东那代中国共产党人惟一可以用来和蒋介石及国民党过招的意识形态大旗,因此以马、恩、列、斯为宗,师法苏联共产党,是合乎当时中国及世界现实的正确选择。

但奉某种主义为宗,并不等于要亦步亦趋地照搬某种理论。在这一点上毛超所有留苏受过正宗马列主义教育的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和大炮长枪一样,都是夺政权的武器,武器只能为人所用,人决不能成为武器的附庸。毛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但能活用枪杆子,也能活用笔杆子,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只能为中共革命所用,而不能捆住革命者的手脚。

于是,在1927年国、共哥俩翻脸后,弱小的中共脚下的路越来越窄,毛上了井冈山,他毫不在意“山大王”的评价。“山沟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纯粹的学理问题,而对打江山这样最大的政治追求来说,这是个伪问题。一种旗号,只要对打江山有用,在大城市中可以高举,在山沟沟里同样可以高举。而当世界和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当另一种旗号的号召力更强时,就得及时地将这杆旗攥在手中,如日本侵华后,民族的独立优先于此前的一切社会争端,包括阶级斗争,毛领导的中共党人于是及时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瑞金和延安,可以说都是山沟沟,但由于历史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两个山沟沟里所喊的口号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毛和他的战友所致力的目标,所运用的核心策略,却毫无二致。

我在井冈山那几天所住的旅馆,和井冈山干部学院一墙之隔。繁华的茨坪镇,已非80余年前所能比。但“举什么旗”的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和当年被迫进山的前辈是一样重要。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何种LOGO号令天下,整合资源,需要大智慧,决非简单的一句“与时俱进”就能解决了的。

本书评刊于《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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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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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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