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东方文化周刊》）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由于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坠云里。

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向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炭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去买冰祛暑。如此显得是温馨的人情往来。

春秋时，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这些特点就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含蓄，比起那时候，就显得很没文化了。譬如，一个县太爷带着司机到下面的乡镇检查工作，吃饭时上当地某特产如酒或鱼，吃完饭司机给乡镇负责人说：刚才首长喝你们乡镇产的那个酒，感觉很好。——这就是暗示当地再拿一些酒放在后备箱里带走。在中国官场，几乎没人听不懂这种暗示。但春秋时的人说类似的话，要雅致得多。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晋、楚两大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是年，楚公子围娶亲于郑，会盟算是捎带的事。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列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而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鲁国紧随晋国——人家两国是姬姓兄弟治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然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依然是赵武（亦名“赵孟”，世人尊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我可以替你向我家赵老爷求情。但问人要钱，却不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说“请带”。——说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跟随梁其踁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即将遭遇杀身之祸，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言辞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我如果以贿赂晋国人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国外，季武子在家守国，一直就这样分工的，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来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对方来人的面，把衣服撕了一条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狭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过程向赵武汇报。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叔孙豹面临被杀的灾难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越位，这是信；为国家而不用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以这三点出发，这是义。有次四点，怎么能被杀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过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放过这样的忠臣，能够劝勉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于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为了边境的城邑反复争夺，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楚国对邻国之间争端，也会找个理由出兵的；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而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不必去理会。如此就少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楚国也不能不管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的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者，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里面还有什么威望？

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受秘书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