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文史参考》）

上世纪20年代以来，湖南乃至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在国、共两党的官方史学评价中多数是完全相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被大陆执政党的史书视为“反动派”的，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史书中，则是“党国忠贞之士”；反之，在大陆史书中备受颂扬的“开国元勋”“革命家”，在海峡那边的史书中长期遭到贬损。

只有少数政治人物，为国共两党共同唾弃，以“反面人物”的脸谱载入两党的官方史书中。原属于国民党的多是跟着汪精卫和日寇媾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的汉奸，如曾出席中共“一大”、湖南沅陵籍的周佛海。原属于共产党阵营的，则是被国民党视为死硬共产分子、被共产党当做叛徒的“托派”。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他们不能为海峡这边的新政权所容，他们的名字也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而迁到台湾的国民党自然也不会收留他们。许多“托派”重要人物要么苟活在港澳，要么流亡他国。

彭述之，就是这么一位不容于两党的“蝙蝠型”政治人物。

彭述之1895年出生在湖南邵阳县西北部距城百余公里的山村（今属隆回县羊古坳乡），比毛泽东小2岁。家庭殷实，按日后阶级成分的划分，当属于“小地主”或“富农”。长期与他交恶的另一位“托派”重要人物郑超麟，写文章说彭述之隐瞒阶级成分，向同志介绍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这有点吹毛求疵，湘中的小地主或富农，同样是“农民”，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要下地耕作，生活也很节俭。

彭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熟读经史。中学毕业后，曾短期任过小学老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青年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1921年中共“一大”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

彭述之理论功底深，文才出众，口才又好，而且有着一股湖南蛮子的工作热情和执着劲。很快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赏识，和瞿秋白、罗亦农一起领导着中共留苏支部。1924年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先生一同出席了共产党国际第五次大会。同年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立刻进入核心层。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五名委员之一（相当日后的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相当于中宣部长），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另三名中央局委员是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从此，彭的命运和陈独秀捆绑在一起。——做过中共“二把手”，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自豪的经历。郑超麟因此说他是“共产国际”的傀儡，是“王明以前的王明”。

彭述之进入中央核心层不久，就引发了长期在官方历史中讳莫如深的“桃色事件”。蔡和森与向警予是一对党内同志很尊重的“革命夫妻”，蔡的故乡湘乡（今属双峰），西邻邵阳。向是溆浦人，溆浦东与邵阳县境接壤，邵阳县处在两县之间，而彭述之也成为蔡、向夫妻之间的“第三者”。蔡和森去北京治病期间，向警予、彭述之留在党中央所在的上海，两人发生了恋爱关系。蔡和森从北京回来了，发现了妻子红杏出墙，在中央局大会上郑重向组织提出，讨论彭述之与向警予之间的恋爱问题。为了调处这一矛盾，陈独秀在1925年秋天派蔡和森、向警予去莫斯科，担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不久后，彭述之与陈碧兰结婚。

很快，在苏联的撮合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北伐开始。但陈独秀、彭述之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抱否定态度，认为过火的运动打击了北伐军中下级军官的积极性（因湖南等地的许多被农会斗争的地主是北伐军官的亲人），彭述之主持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是陈、彭等人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批评。在1927年5月于武汉的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彭述之被挤出了中共核心领导层，瞿秋白在会上抨击“彭述之主义”。1927年12月，彭在北京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野百合花》提到的女烈士、也即彭的邵阳老乡李芬担任省委秘书。

1929年，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共领导集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在“中东路”事件后，二人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主张。1929年10月26日，两人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并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公开信后，二人被开除党籍。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在托洛斯基的倡导下，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彭述之也成为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

1932年，他和陈独秀因反对国民党政府被捕，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你反对国民政府吗？”他回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法官问他为何要反对国民政府，他说出三点理由：政府不抵抗外敌入侵；政府无能力阻止军阀混战；政府使人民不得自由。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彭述之和陈独秀等出狱。陈独秀此时已脱离了“托派”，隐居四川江津，重回做学问的生涯。而彭述之，依然扛起了“托派”领导人大旗。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场中，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彭述之本人也成了国共两座“庙”都不收的“异类”。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前夕，他深知他和“托派”人士，比那些国民党被俘军政大员，还将被新政权所不容。他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将该党总部迁至香港。1952年，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先后流亡越南西贡、法国巴黎，最终定居在美国。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弥留之际，他嘱咐女儿程映湘：“我们的家乡在美丽的望云山脚下，那里又是爱国思想家魏源和倒袁护国将领蔡锷的家乡。你一定要回去看一看。”中国托派另一位重要人物王文元（王凡西）在彭述之死后如此评价他：“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彭述之可算一位一条道走到黑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的下场，往往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