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东方早报》）

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热播后，引来许多议论。有人质疑将张居正塑造得太高大全，亦有人认为电视剧充分表现了一位帝师、权臣的复杂性。

笔者一向不赞成将历史剧和真正的历史做简单的对比，既然是拍戏，需要戏剧冲突，需要人物形象鲜明，那么当然允许虚构，若把戏剧当成信史看，那就谬之千里了。

若以历史上的张居正作为范本分析，他实在可以成为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而张居正及其家族的悲剧，亦可看成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追求人生成功不得不要面对的尴尬与难题。那就是，要有为，必须有位，必须获得权力，而要获得权力，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手法必定和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相抵触，在权力强大的腐蚀面前，道德往往显得异常苍白。

张居正走的一条传统读书人的成功之路，出身普通人家庭，天资聪颖，少年即有文名。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并进入被称为“储相”的翰林院。他年少胸怀澄清天下之大志，要实现这种抱负，在那样的政治制度下，只能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在13岁时就写诗明志：“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而在没有掌握大权的翰林院时代，他有着受过孔孟之道教育的、有良心与热血的青年官员，关心民间疾苦，不满官场黑暗，29岁回乡养病时，感叹：“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这种在儒家价值体系内无比正面的目标，却必须采取不择手段甚至下流无耻的手段，这是张居正和不同时代近似张居正的名臣无法绕开的悖论。要成为首辅，成为除万历帝外大明朝最高权力掌握者，他巴结正派儒生瞧不起的大太监冯保，并用极不光彩的手段排斥了高拱。而掌握大权后，为了使自己的新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下去，他自我扩权，改变了帝国沿袭二百年还算完备的监察制度，将自己和内阁超脱于监察体系之外。这样做，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短时间内使帝国增加了财富，提升了国力，但加强了内阁首辅的集权，破坏了有限的权力制衡。这种近似饮鸩止渴的改革其下场必然是人亡政息。而当他成为帝国实际的掌舵人，用霹雳手段报复了那些说三道四的文官后，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是不可能低于权力的巨大腐蚀。天下百官巴结奉迎张首辅手法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他的父亲在世时，地方官想方设法送钱、送田土给远在湖广的张老太爷；一位县令为了讨好他，送了一条玉带给张居正，张居正感叹道：这样的玉带哪能是一个知县能拥有的？连最高统治者万历帝，因为要仰仗他，也拿帝制时代最为严肃也最为公平的科举送人情，对张居正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公然破坏回避原则，让张居正任阅卷官，并钦点其儿子成为状元。而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对张居正一家进行残酷的报复，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悲剧，亦是皇权政治制度下的常态。权力通吃，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当掌握权力的人在位时可以去伤害别人，当其丧失权力时，自己和家人受到伤害也不会有公平的救济渠道。

《张居正大传》的作者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在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像海瑞那样的官员是异类，也只可能成为帝国作为教化百官的“道德标杆”，而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权力。而张居正那样真正掌大权的人，所作所为必然和儒家所标榜的道德观背道而驰。“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或许是儒生要实现抱负的无奈之举，但谁又能说它不会成为推卸道义责任的话呢？而当只要目标正确，过程可以充满血腥和邪恶的价值观被广泛奉行时，那么谁能保证所有的罪恶不假正义之名出现呢？

张居正的悲剧不但证明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政治学规律，同时也能说明儒家试图用道德教化来建立一种理想国的艰难。因为仅仅靠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能吏的勤政，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必须用现代政治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才可能避免张居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