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从过去几年使用简体中文警示牌来提醒中国人要做文明游客到现在公开宣称不欢迎中国人,这显示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什么感觉?不理解?厌恶?还是对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一种妒忌?
十年砍柴 :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总会引起别人的不适应。“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人及美国兵行走到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粗野、霸道,或者美国兵的寻花问柳,总会被当地人放大。——在欧洲人眼里,美国人就是一副“暴发户”的模样。其实总体说来,美国人是纯朴热情、讲究公德的。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不同文化进行碰撞,再加上确实中国游客中存在不文明的行为,自然会对当地人产生冲击。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一个社区,本地人对外来者的行为格外敏感。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从理性上说,城市人知道自己的生活离不开农民工,但是,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必然对旧有的生活秩序带来冲击,于是进城务工人员的犯罪行为、不文明行为会引起特别关注,有些媒体在报到案件时,还特别注明某嫌疑人的外地人身份。我觉得这个道理和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给当地人造成冲击一样。谈不上嫉妒,这是一种理性与感性冲突的复杂情绪。我敢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公开宣称他们不欢迎中国游客去旅游和消费。当然,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话也能公开说,就如某些城市市民也说他们不欢迎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不会这样做,而且这种排斥外来者的论调,往往占不了主流。
Q2:“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那么,如今外国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的“丑陋”,这样是否有助于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从而有助于提升作为现代公民的素质?
十年砍柴:一些价值观在全球是通行的,不论一个民族的历史如何以及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主张尊重生命、爱好和平等等。但在有些审美或价值观方面,由于文化或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有差异,因此,我不愿意将中国游客在境外被批评的行为一律斥之为“丑陋”。如传统中国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之间是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的,农村人问对方的收入和年龄似乎正常——这不能据此就说“不文明”或“丑陋”,而是大伙觉得一个村子或一个宗族的,有什么可以藏着掖着的?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多数市民觉得这样做不礼貌。这就是风俗随时代而变。当然,有些游客的表现则是放在古代中国也是“丑陋”行为,如不爱惜景区的卫生。
对外国人对中国游客的批评,我认为应用中国一句古语来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大国国民应该有这种风范。想一想美国刚刚强大时,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在世界上遭受多少批评?即使中国游客的文明程度相当地提高了,但还是会遭受一些批评,要习惯承受大国国民所遭受的挑剔性目光。
Q3:柏杨说,“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是仅仅指国籍,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血统。如果说中国人的陋习,其根源是中国的文化,那么到底是中国文化本身缺陷太多还是中国文化难以适应全球化的现代社会?
十年砍柴:柏杨文中讲到的现象,多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一些底层华人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底层劳动者去国外谋生,如到餐馆或工厂打工,在洋人注视下的表现。就如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进城,这些人普遍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单就这一部分人来推断出整个华人的陋习,是很片面的。像胡适那一代留学生,无论到美国还是日本,不照样表现出有教养么?今天台湾地区的人,到各地经商、旅游、留学的比例很大了,同样是炎黄子孙,他们获得的评价不是比大陆的游客好得多么?因此我觉得根源并不是中国文化,更不能说中国文化的缺陷导致难以适应全球化。
就大陆而言,在境外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我倒是觉得是传统文化割裂和现代文明教育阙如的双重缺陷。中国古代社会既讲究“待客之道”,又讲究“做客之道”,父母告诉孩子如何出门见客人,是基本的人生教育。如“入乡随俗”,“彬彬有礼”,“礼尚往来”,“无功不受禄”,都是待客和做客的道理。这样的温雅的形象,在今天一些台湾游客身上还隐约可现。而在大陆,由于前几十年的一些政治运动,许多好的传统当作“四旧”被破除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这段话说得很对。但从这话也可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请客吃饭”乃至出门做客,就是需要“温敛恭俭让”。现在问题是一些中国大陆游客,把旅游应秉持的温敛恭俭让的传统扔了,近乎“革命”行动了。
在传统被割断时,中国大陆人未能接受完整的现代公民教育,接受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道德教育,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无情,而不是对一个人——不论其出身、阵营如何,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这样就会导致因人而异的社交态度。在“阶级斗争为纲”时,以“阶级弟兄”和“阶级敌人”区分,到了今天,就以对方地位或贫富程度来区分。再加上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时,公民基本道德教育跟不上,“钱”成为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把顾客当上帝”,本来是服务业从业者的自我勉励,作为被服务的对象,如果过于强调这一点,就成了“有钱就是大爷”,我只要有钱来消费,似乎就可以践踏起码的社会公德。
Q4:中央文明办早在2006年就打算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然而两个3年过去了,中国人的陋习似乎改善不大。中国人真的能够依靠《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或者《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等等具体的指示来提升自身的素质吗?行为的方式背后是文化的支撑和影响,使用国家机器进行控制,是否能起到作用?
十年砍柴:我觉得单独推进如何做一个文明游客的教育,是舍本逐末。如何“做客”,首先是要如何“做人”。而在现代社会“做人”的教育,说白了就是应该如何做一个“现代公民”。
中国大陆许多游客外出出现问题,概括而言就是缺乏现代公民的常识。比如分不清群己边界。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家里,大呼小叫,引旁人侧目。有些表现,在传统社会里确实算不上什么不良行为,比如农村或牧区办喜事大宴宾客或正月闹元宵,多是熟人聚会,那是越热闹越好,为空旷而偏远的乡村带来活力。因此我们在农村或牧区看到鞭炮齐鸣,看到酒桌上划拳吆喝,看到两老太太路上碰到相隔数十米外就大声呼唤表示亲热,觉得很正常。可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都市里活动是要严格遵守公域和私域界线的。质言之就是:自己的权利要维护,别人的权利要尊重。在自己家里,不影响外人的前提下你尽可折腾,但出了门,你所有的言行的界线是:不能损害别人。
中国大陆游客一些不文明表现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对“平等”的理解。英国法律史学者梅因说,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过程。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现代工商社会则是契约社会。身份社会的特征是凭身份分高低贵贱,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家庭内,服侍人的是仆人、丫鬟,在外面,从事服务业的是“士农工商”之末的商贩,他们的身份很低,所以接受服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尊重其人格似乎理所当然。而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是一种契约关系,他们人格上是平等的。衡量服务的质量如何,就看契约履行的质量,如果商家对游客坑蒙拐骗,或服务态度蛮横,游客当然要理直气壮维权,这也是在维护契约的严肃性。除此而外,游客对商家、乘客对乘务人员无权做任何分外要求。
中国大陆游客要明白群己边界常识、明白平等待人常识,靠行政机关弄出几个公约,几个文件,显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人的行为受制度约束----比如公共场所违反规则罚款,更受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在国内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公权力首先要放下手段尊重一个个普通公民。受到尊重的人更容易尊重别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些以为“有钱便是大爷”或“有权便是大爷”、对服务人员不尊重的人,他们碰到更有钱或更有权的人,往往极尽谄媚逢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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