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研究生，学的专业也非热门，出自农村，没有丰富的人脉，找不到工作，这在当下不算什么新闻。因为其父的服毒，这事才引起社会关注，够辛酸的。

    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出苗卫芳的尴尬状态和心中的纠结：“苗卫芳虽有一些耕读情结，但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的理想是找到‘铁饭碗’。”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他应明白，传统的“耕读文化”和“耕读秩序”在当下不可能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大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和城市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乡村已经成了一只被挤干的柠檬。在如此情形下，怎么可能维持一种能自我生发自我调整的文化和秩序？

    在1905年废科举以前，乡村长期储备一些精英，一部分是退休的官员，一部分是考上秀才或举人但未能当官的士人。这些人是乡绅阶层的主力，他们一方面维护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用文化陶冶乡村。传统乡村的秩序、文化、建筑甚至经济活力与城市比，并不逊色，不能不说归功于这些留在乡村的读书人。

   科考竞争的残酷性，保证了“功名”的稀缺性，因而一乡或一族，出一两个秀才就不得了，若出一个举人，乡人皆尊称其为 “老爷”。正因为稀缺，其学识加上官府权力的背书，使其具有身份的特殊性，可确保其生活状况优于一般乡民。这一点，看《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幕就可知，一个老书生一旦中举，身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晚清重臣左宗棠中举后，多次会试落第，后归隐山村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但若无举人身份，他的“耕读生活” 不可能那么舒适。即便只是一个秀才，在乡村因有书本知识方面的优势，可以办私塾教孩子，总强过一般农民。

   在刚恢复高考时，大学毕业生因为“稀缺性”，还具有某种身份上的优势，因此政府方面才为这种身份做担保，具有大学生、研究生“身份”的就有“铁饭碗”。而自1999年大学扩招后，这种稀缺性已不存在了。

    也由于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迅猛，除公务员外，其他职业越来越不具备身份性而走向契约性了。文凭，仅仅只是一个门槛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各行各业也越来越强调专业性了，这也是苗卫芳应聘老师失败的原因。教师，除需要相当学历外，其教书的职业技能非常重要。而且包括公务员在内，任何一个单位对人才引进有成本和收益的考量，除非某方面特别突出，引进来可以给本单位带来现实利益，否则很难让他们要一个41岁的硕士。这是市场经济中理性的计算，虽然有些残酷。

    我认为，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对考大学和考研究生不再做年龄限制，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不再为拿到学位的人做担保。古代科考，只有进士必须授官，而三年一次的会试，录取的比例很小，有年龄限制的话，官府依然可以用权力担保这些人的富贵。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甚至博士数量庞大，政府只能将这些人推向人才市场。

   在这种情形下，高龄人士再去读大学和念研究生，只能为圆一个梦，或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志趣。如果高龄大学生或研究生希望拿到一纸文凭，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不现实的。比如，金庸年逾八旬，去剑桥大学念博士，显然纯为寻梦。那些四五十岁的公司老板去念MBA，也多为财富镀一层亮色。

   作为一个成年人，苗卫芳首先应该认识到，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只能证明他超越了自己的过去，硕士这种“身份”是没多大意义的。要在职场有所收获，除非能证明自己确实有出众的专业技能。

    但苗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参加了阜平县在编教师招考，并表示：“期望这次考出好成绩，实现心中的梦想——铁饭碗，完成第二版长篇小说《二月兰》的出版。”他应该充分估计竞争的残酷性，只能要求得到公平对待而非特殊待遇。而且，一部书是否出版，作者的主观意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书能否让出版机构觉得能带来经济收益或良好的社会影响，这和人才市场的道理一样。
 

（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