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文史参考》）

我在湖南新邵县一所乡村初中读书时，老师常给我念叨全县8所高中的优劣。

那正是80年代中期，高考制度恢复已有数年。农家子弟耳闻目睹了考大学改变自己乃至全家命运的鲜活例子，当时“拼爹”远不如“拼分数”，因此，乡间读书风气非常好。对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初中毕业直接考中专，马上吃“国家粮”，成为“国家干部”，那是首选。其次就是考上一所好一点的高中，用功读书，争取能考上大学——哪怕一所师专。

对我所在那所初中的学生来说，读高中的第一目标是新邵县第一中学。一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位于县城，学生也是在全县选拔。

当时全县大约有三十多个人民公社（后改成“乡”），县与乡之间还有“区”的建制，区公所是县政府派出机构，每个区大约管辖5到6个乡。每个区有一所高中，生源来自区所辖的各乡。二中在坪上区，三中在新田铺区——也是我所在的乡所辖的区，四中在龙溪铺区，五中在陈家坊区，六中在孙家桥区，七中在严塘区。县城所在的酿溪镇还有一所八中，招收的是考不上一中的县城初中生，生源是最差的。

在高校1999年扩招前，从这种办学布局和生源就可看出，学生能考上大学的，应当是一中独大。因为它已经把全县最好的初中毕业生选拔过去了，而经费、设备、师资又是最好的。事实确实如此，其他几所高中，每年能考上一个本科生，就是大喜事了。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位于坪上区的二中。二中仅仅在全区几个乡招生，但每年的高考成绩与一中不分伯仲，有些年考上名校的学生还多于一中。坪上区的优秀初中生也愿意留在二中，而不愿进位于县城的一中。

等我后来离开湖南，北上求学，在了解故乡的历史，才明白新邵二中为何能以一区之力办一所可以与县一中抗衡的高中。——那是因为这所学校悠久的历史以及它给当地带来的尊师重教之风气。

这八所学校，新邵二中的历史最早，它在1902年就创办了，原名“大同学堂”，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新邵县是1952年建立的，所属的坪上区、龙溪铺区原属新化县，其他几个区原属邵阳县。创办大同学堂的周叔川是新化县著名的乡绅，湘军后裔，同时也是湘中一带“反清”领袖，他在湘中一带的威望，甚至超过了谭人凤。光绪中叶，新化县创办学田，分团（团，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募捐，大同团（今天新邵县坪上镇加上冷水江市毛易镇）的学田所得款最多。到了1901年，因前一年“庚子事变”引发列国联军入侵，清廷与列国签订《辛丑条约》，痛定思痛，朝廷下诏行改革自强之道，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兴办新式学堂。周叔川拿出义田所得的资金，加上向当地煤矿的“强捐”（此地盛产煤，矿主未必愿意捐款，但当时“绅权”甚大，不和乡绅合作，矿无法开下去），于第二年创办“大同高小学堂”，所招募的老师皆是湘中一代的翘楚，其中许多人是反清志士或维新人士，如首任堂长萧竹雯，大学者邹汉勋的侄孙、老同盟会员、后参加起草民国“临时约法”的邹代藩。谭人凤人到中年时遇见邹代藩，邹的一席话让他走上反清之路。

周叔川一边办学，一边反清。1903年他首次在大同镇（今坪上镇）自家山庄里聚义结盟，谭人凤从百里外的新化县福田村赶来。这次会议奠定了周、谭在湘中革命人士中的领导地位。1904年与谭人凤、李洞天、唐镜三、李燮和等谋于宝庆各地同时举事，响应黄兴、马福益长沙起义。因事情泄漏，清廷追捕，他于1905年初避走日本，在日本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大同学堂毕业的学生前后有十几名游学日本，几乎都成为了同盟会员。不久，因肝病逝于日本神户，终年50岁。他死后不久，同乡后辈陈天华又跳海自杀，于是他的外甥也是大同学堂学生苏鹏，和另一位大同学堂学生谢国藻等人护送两人灵柩回国。1906年3月，灵柩到了上海后，益阳籍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投黄浦江自杀。于是，两口棺材变成三口，一起运到了湖南长沙。湖南的革命志士决定将三人葬在岳麓山。但周叔川的家人不同意，坚决要求将先生归葬于祖茔。于是，苏鹏、谢国藻护送灵柩继续西行，葬于新化大同镇时荣桥（今属新邵坪上）。而禹之谟等人借陈天华、姚宏业二君葬岳麓山之际，发动上万学生公祭，矛头直对清廷，这事让禹之谟成为清廷的眼中钉，同年，禹之谟被害。——周叔川家人的坚持，使岳麓山少了一座英烈坟墓。

大同学堂，在清末是反清的据点，到了民国，成为用文明陶冶一方水土的基地。坪上镇百余年来人才辈出，和这所学堂有莫大的关系。

然而，等政权再一次更替时，“大同镇”和“大同学堂”都被改名了。“大同学堂”被数字化，但被数字化的老学堂不止这一所。我的高中母校新邵三中原是民国时期创办的“景中学校”；新邵四中，原是由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国军兵团司令李文的父亲、著名乡绅李主一1915年创办的龙溪铺学堂。

新政权把这些老学堂，按数字排序命名，那些创办者筚路蓝缕的历史，似乎就能被“数字化”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