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下跪”成了流行词。说“近期”其实是不确切的，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下跪”其实流行了几千年。只是在皇帝逊位将近100年，共和国建立60余年后，下跪，作为庶民一种维权的武器，被高密度地使用，让人徒然有今夕何夕的感叹。

最近的一起下跪事件是广东省化州市新安镇梅子坑村民集体在市府面前下跪要求“放人和还田，”起因是该村村民耕种被占水田与邻村起冲突6人遭拘。很显然，这个创意是受到大连庄河市千余村民在市府面前下跪而“跪倒市长”的启示，两件事之间，湖北公安县发生了几百教师跪在县政府门前，要求民办教师补贴。

大连庄河下跪事件发生后，还有网友就此议论中国北方的老百姓和南方相比，公民意识方面欠缺。可现在中国开放最早、公民权利意识最为强烈的广东村民，还有腹地湖北的教师不照样下跪么？在强悍的权力面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该跪还得跪。

下跪，是一种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文化性格。下跪者自甘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承认强者的合法地位，只是通过下跪来让强势一方感觉到道义上的压力。从而希望掌握权力者能开恩，体恤弱者。在中国的戏文里，民妇跪在出巡的老爷轿前鸣冤叫屈，或者百姓不远万里进京师叩阙告御状，就是典型的“下跪维权”。只是那时候草民这样的下跪，在政治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对皇帝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他的子民，而各级官员是皇帝派出来“牧民”的，即替皇帝看管这些子民，那么子民向天下人共同的大家长或者家长派出来的管事者下跪，盼望圣君或清官做主，当然天经地义。而现在，照说一切公权力都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才是主人，各级官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主人向仆人下跪哀求，这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这种靠强势者迫于道义、舆论的压力而良心发现的维权行为，作为非常有限。而且，无论哪一种指望舆论关注的非常态维权，一定会产生耐药性。某种形式刚出来时，因为吸引眼球，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有司和某些官员迫于舆论压力，那么事情可能会得到解决，维权者的目的达到了。可同类事件一多，因丧失新意而使媒体产生疲劳，有关部门和官员就会越来越不在乎了。以十年前就有的“跳楼讨薪”为例，一开始这样做，媒体纷纷予以报道，相关部门表态积极。可这样的事情一多，就被看成“跳楼秀”了，即便真有人跳下去，未必有人关注，也未必能触动官老爷们坚强的神经。再以拆迁事件引发的矛盾为例，《南方都市报》记者谭人玮感叹：“我亲眼见证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最近已经发展到自焚才有媒体关注。”再这样下去，恐怕自焚也不会有媒体关注了。

某种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一旦产生“耐药性”，那么这类方式将会被更多的人弃用，维权的弱势者会出新的“创意”，追求花样翻新以达到吸引公众注意的目的。长此以往，非常态的维权方式只会越来越悲情，越来越残酷，最终使整个社会充斥着怨怼之气。

显然，对一个人民共和国来说，公民采取这类非常态的维权方式，是不正常的。那么常态的维权方式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政治上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管理上实现真正的法治。如此，主人是真主人，仆人是真仆人，仆人们干坏事或者不干事，主人可以炒仆人的鱿鱼，甚至业主们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将整个老物业公司全部换掉。“公仆”们还敢傲慢吗？

站起来维权，才是常态，我相信这也是多数中国人的愿景。但我不知，现在希望通过下跪使有权者良心发现而施仁政的庶民，还要跪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