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代工企业富士康，近期发生了九连跳，引发了社会对新生代民工的关注。其实，这个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始于今日，只是像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富士康，集中出现员工跳楼悲剧，使这一问题显得突出而已。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工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如何，不仅仅关乎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幸福，毫不夸张地说，关乎我们这个社会未来是否稳定健康。

2008年11月，在珠江三角洲一家具厂打工的湖南浏阳籍青年罗炼，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引用庄子的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从此消失了，至今不见踪影。他的表兄、著名的媒体人石扉客和我谈起这一悲剧，两人都认同：对许多出身草根的青年来说，“越有梦越痛苦”是残酷的现实。

对富士康“九连跳”悲剧中那几位年轻的主人公，更多议者关注的是这代工人已不如他们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他们的父辈当年从湖南、四川、江西、湖北乃至华北各省的田地里走出来，洗干净脚上的泥土，就进入各个工厂，忍受着超长时间加班、工资并不高、家庭负担重等压力，坚强地活下来。据《南方周末》最近一期的深度报道，富士康中的劳工，其工作环境和薪金待遇高于父辈。

这种结论，当然是符合事实的，但其内在的原因何在？且不说这代人父辈外出打工时，中国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时间太漫长了，他们处于普遍贫困之中的时间也太漫长了，所谓“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乃人之常情。而且，我们还要将这一现象放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视野下观察，这一代出生在小城镇或农村的青年工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城群体，他们也面临着中国历史上最为艰巨的再次社会化。

可以说，像富士康那样制造企业中成千上万个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员工，他们大多数尚未完成再次社会化。何谓“再次社会化”，通俗地说，就是在一个人新的环境中重新找到社会定位，开始正常的社会人生活。传统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亦即熟人社会，一个人从出生后，在父母那一辈的血亲、姻亲、友情网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谁谁的儿女，谁谁的孙女，谁谁的邻居，谁谁的发小，非常清楚。多数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延续自己的生命，扩充或完善这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化是相当自然的，长大后继续耕作父母留下的土地，娶妻生子延续家族血脉，尽管可能过得清苦，但却不恐慌，因为这样的生活轨迹是熟悉的。其中一部分人，可称为精英，比例很小，他们会背井离乡，以读书、当兵、做买卖的方式离开熟悉的社群，进入城镇，他们必须在一个陌生的地区“再次社会化”，但由于人数不多，再加上这部分人所占据的社会优势地位，他们的再次社会化，有阵痛，但不剧烈。比如二、三十年前大学毕业生分配进机关单位、大企业，或者农村出身的军官转业进这些地方，单位化的管理制度会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在社会上重新定位，感受到一种温暖。笔者当年大学毕业进入国有大企业，那时候“单位办社会”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社会”，对一个外来者迅速融于新的环境，完成再次社会化很有好处。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自己的新朋友，而年长的工人师傅对新来者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通俗的说：这样的单位化的体制下，农耕社会的人情氛围没有丧失。

而进入富士康这类企业的新一代工人，他们已经离开了生养的那个环境，他原来熟悉的故乡那个社会不可能为他提供一点心灵庇护，而新的环境中，人成为类似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简单重复着上班干活、下班睡觉的生活，一个宿舍的工友同居一年互相不知道姓名，这样的人情荒漠里，人所承受的孤独，是难以名状的。

这一代人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中，顺利地找到社会定位，完成从村落、宗族为单元的社会结构，到都市居民社区为主要单元的社会化转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和文化建设，阵痛是难免的，但愿这种痛尽可能更小更短。光靠富士康这类大型企业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政府、社会组织有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