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小长假就要结束时,接到在京一位师兄的电话,说何老师故去了,享年82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下周某日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那天上午我原计划去南昌出差,机票已订好,但最后改签了,无论如何我得去送别何老师。
何老师名家骏,兰州大学化学系的退休教授,并不是我的授业师,她的夫人吴小美老师是兰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大学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我1989年入校时,小美师为本系声望最高的教授,已不带本科生多年,自然不可能认识我。大四做毕业论文-----那时候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还很郑重,系里让大家自由选择导师,包括小美师这类不给本科生授课的名教授亦在内。于是,初生牛犊的我选了吴小美教授为导师。
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数次上小美师家请教,得以认识何老师。何老师当时已退休,有落拓狂狷之士大夫气,虽化学是其专业,但文史功底也很好。他是湖南长沙人,因此对我这个小同乡很是关爱。
很快,我告别了兰大,来到北京,只是偶尔打一个电话向何、吴两位老师问好。
与何老师的士大夫气相比,小美师有一种老派的大家闺秀气质,对学生很严厉,但严厉中透出一种温煦。我隐约知道两位老师出自名门,但不敢多问,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在其青壮年时,出自“名门”几乎是种“原罪”,家族史就是一部“痛史”。
几年前,因女儿女婿在京就业,两位老师也定居于都门,于是有机会登门承教。由于我对个人史、家族史的偏爱,便了解一些两位老师的家世。
小美师是江西金溪人,金溪在明清两代刻书业十分发达,因此该地文风很盛。吴老师的父亲吴健陶,字鸿钧,清朝拔贡。1912年民国成立,当选为省议员。“宋教仁案”后,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江西都督李烈钧是讨袁军总司令,吴健陶也参与其事。失败后,吴健陶又随李烈钧逃亡日本,当时他还是个27岁的年轻人,于是进日本的大学学习经济。毕业后回国,先在北京的中国大学任教,而后南下广州任护法政府报社编辑。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领导北伐,南昌曾是蒋氏政治势力的中心。北伐成功后,吴健陶回到江西,于1931年任江西省财政厅长。此后他担任过闽粤统税局局长等职,1945年4月以无党派人士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江西共10名参政员,排第一者是已投奔蒋氏的张国焘。
对何老师的家世了解,是我还在当记者时,一次去看他,他谈到他的祖父是做记者出身的。再一了解,原来是创办《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劲(字雨农)。“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成就是白话文成为主流,这源于此前各地开明知识分子一点一滴的耕耘,主要工作是办即以白话撰文的报刊和新式学堂,以此唤醒普罗大众。如陈独秀曾在安庆办过《安徽通俗话报》,章士钊在上海办过《国民日日报》。
何雨农1905年(废科举那年)考入设在长沙的宁乡师范,和同学徐特立、姜济寰最为要好。三人毕业后,创办了梨江高小,开湘省男女学生同校之先河。民国肇始,他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和姜济寰创办了《湖南通俗教育报》,兼任发行人、主笔,用通俗的白话报道新闻,评点时事,徐特立是该报重要撰稿人,何叔衡担任过该报的编辑,毛泽东也曾多次为该报撰文。
这份报纸自创办以来,一直在触犯“官威”。袁世凯任总统后,派亲信汤芗茗督湘,《湖南通俗教育报》大胆揭发袁氏复辟野心,被汤芗铭视为“制造革命党的机关”。1914年7月,汤芗铭以反袁的罪名拘捕何雨农,判刑6个月。很快袁氏复辟帝制失败,汤离开湖南,何雨农重回发行人的位置上。
1918年,他又惹祸了。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不已,湖南成为必争的要冲之地,湘省百姓苦不堪言。1917年至1919年任湖南督军的是“皖系”大将张敬尧,此人把湖南看成他家私产,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被湖南人叫成“张毒”。他有四兄弟,其居长,下面三个弟弟分别名: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全部被弄到湖南来鱼肉三湘之民。湖南人编了个顺口溜传唱:“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棺材里伸手,死了还要钱。“——张敬尧母亲死了多年,过冥寿时,通知各机关所有人,送钱送礼,分四级收礼:一级收一千元,二级收五百元,三级收三百元,四级收二百元。于是《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孔二老师发气》,讽刺“尧舜禹汤”本是孔子所称道的上古明君,现在成了危害百姓的“四凶”。张大怒,下令将何雨农撤职。
湖南士民开展“驱张运动”后来取得了成功。毛泽东等青年才俊是冲在第一线的主力,而其背后的奥援则是其老师辈的徐特立、姜济寰、何雨农等一批士绅。姜济寰当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和何雨农还是亲家,何的女儿嫁给姜济寰的儿子姜治方。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姜济寰的儿子、旅居新西兰的姜卫国先生写的文章,说毛泽东、杨开慧居住在清水塘时,乃是借住他祖父的房子。
很遗憾,何老师在世时,我因为琐事太多,未能深入向他了解何雨农先生——这位三湘新闻界前辈后来的经历。
前一阵子,“民国范”这个词很流行。我想,在何老师、吴老师身上看到的那种气质,或许算得上“民国范”。这种风范之来由,和他们两人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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