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文史参考》专栏）

笔者曾撰文讲述明末殉难于河南新郑的县令刘孔晖，其殁后十数载，骸骨得以埋回故乡——湖南邵阳城内的濂溪书院旁。此书院前面有一池碧水名“爱莲池”。

濂溪书院之得名，乃是为了纪念理学的开山鼻祖、北宋大儒周敦颐（周敦颐号濂溪先生），“爱莲池”同样出自其撰写的千古名篇《爱莲说》。凡中学文化程度以上者，十有八九能背诵《爱莲说》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应当知道此句是周氏以君子人格自警自励。但何谓“理学”，何谓“君子人格”，今日国人，知之者恐怕不多了。因为在并不遥远的几十年前，“理学”曾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被大加挞伐，而中国传统道德与审美所推崇的温润谦和之君子人格，亦被爱憎分明、痛打落水狗的“革命人格”所替代。

考诸史册，宋代以来，全国各地的书院重名者最多的恐怕是“濂溪书院”，江苏、广东、浙江、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均有濂溪书院。如广东广州的濂溪书院、浙江诸暨的濂溪书院、江西赣州、修水、九江的濂溪书院。仅濂溪先生的故乡湖南一地，就有汝城、郴州、邵阳等十七座濂溪书院。

与汉、唐相比，宋朝版图狭小、军力孱弱，长期笼罩在北方强邻的阴影下，不得不使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与军力之弱相比，宋代的经济、文化却相当的发达，由于南方得到持续的开发，南方人才辈出，长江流域的江左、江右、荆楚、湖湘、四川一代诞生的政治、学问大家，超过传统的关陇、中原地区。周敦颐祖籍湖南道县，诞生在父亲周辅成任县令的桂岭县（今属广西贺州）官署内。这两地今日仍属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地区。

凡历史人物，其政治、军事功业，往往能见于当时，而道德学问的卓然大家，往往要超越时代的局限，经受历史的大浪淘洗，才显出其价值。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他不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那些人物，或为掌握大权的名臣，或科举顺遂文名远播。周敦颐多数时候在县主簿（一县司法长官）、州判官（一州司法长官）等中低级职位上蹭蹬，最高做过知军（宋代“军”是和州并列的行政层级，下辖数县，知军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行政长官）。从官职而言，他只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官吏中的一员，这些官吏多数身名俱灭。儒学具有强烈的出世情怀意识，既讲究修身，又要有治国平天下之志。那种不问世事只追求自身品德高洁的“菊花人格”，为周敦颐所不取，因此他对陶渊明“独爱菊”，唐以来诗人爱牡丹，颇不以为然。因为出世做官，就等于投身于名利场，有官位俸禄的诱惑，有应付上司与政事的烦恼。作为一个有现实关怀的理学大家，现实与理想往往是冲突的。官职不高，历史没有机缘给他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怎么办？用现在的话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在有限的舞台上将事情做到极致。《宋史》记载他“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有决狱之才，是当时一个为官者起码的职业要求。相对于官职的卑微，周敦颐致力于学问之道，眼光与追求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成为理学之祖，影响了一千年。而在官场这天下第一名利场内，必须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评价道：“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的一生，克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做到了政事、道德、学问三者的高度统一。后世儒学名臣，如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曾国藩，无不推崇濂溪先生。曾国藩早年在京师翰林院时，拜同乡前辈、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奠定了一生功业的基础。曾国藩在政治舞台上机遇比濂溪先生好得多，晚年拜相封侯，总督两江、直隶，大权在握。他的处事如濂溪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严于律己，是大清二百多年来最为清廉的总督；但不像海瑞那样偏执，他承认社会现实，对同僚与下属宽容。——如此，方能成就大事业。

周敦颐宋于治平四年(1067)以永州通判来邵摄事，于资水边辟池种莲，并在此写下《爱莲说》（关于此文写作地点聚讼日久，写于邵阳是说法之一）。——这是濂溪先生与吾乡的缘分。邵阳濂溪书院大门曾有一幅对联：“立定脚跟，从此升堂入室；放开眼孔，依然观海登山。”这是对濂溪先生平生志业的很好总结，也是对服膺理学、有经济致用之志的后世士子的勉励。做事和做学问，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见，必须“立定脚跟”，又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囿于一隅，要“观海登山”。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清朝同治年间，湘军底定东南，湘军系的官员遍布天下，湘潭王闿运游学江浙一带，这个地区人文荟萃，才子众多，因此有士子轻松其貌不扬的王闿运，王闿运为此自撰一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对联有点吹牛之嫌，但以濂溪为宗，恐怕江南士子就不好反驳了。  

今天，全国的濂溪学院，所存无几。而濂溪之学，更不知道尚有多少流风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