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首领带兵进入中原大地，如水银泻地，官军节节败退。崇祯十四年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接着连破南阳、襄阳两大名城。紧接着，带兵向东进攻中原另一座名城开封。在行军途中，连破攻占禹州、许州、陈留、鄢陵、新郑、偃师、新蔡、南阳、邓州等十余座县城。《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一卷（忠义五）记载：各府、县官员相继殉难。其中《刘振之传》详细地记录了鄢陵县知县刘振之被俘后不屈而死，顺便带了一笔：“开封属邑多陷，殉难者，有费曾谋、魏令望、柴荐禋、杨一鹏、刘孔晖、王化行、姚文衡之属。”

其中的刘孔晖，是宝庆府邵阳县人氏，《明史》只提过他一次，但我家乡的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私撰的笔记中，详细了记录了这个人的生平。

刘孔晖，字默庵，因家居住在邵阳县南部高霞山下，以“高霞先生”名世。他十三岁应童子试时，深得当时的湖广省（明代湖南、湖北为同一省，清康熙年间分为湖南、湖北）学台大人、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的赏识。天启元年（公元1621）中举人，时年31岁。这个年龄中举，在那个时代，尚不算太晚。可会试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中进士的多是凤毛麟角的幸运儿，刘孔晖的后辈同乡魏源，早年其才气、学问已世人皆知，到了五十多岁才中进士。刘孔晖也数次会试落第。明清两代由于进士名额太少、士子考取进士实在太难，作为一种补充机制，选拔一些品行端正、年龄较大的举人去做官。崇祯十年，会试再次落第的刘孔晖，被选拔为龙阳县（今湖南省汉寿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明清两代像知县这类主官必须回避，不得在本省任官，而只管一县文教的教谕则没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对这个小小的职位，年近五十的刘孔晖兢兢业业，做了不少事，官声很好。

因为官声不错，朝廷于是重用他，但在王朝的末世，这种重用就不是什么好事。崇祯十四年初，刘孔晖被任命为河南新郑县令。此时，中原遍地烽火，多数士大夫把去这个地方当官，视为畏途。当地有些官员，甚至擅自挂印而去。刘孔晖所在的家乡，因有长江的阻隔，尚称平安。于是有亲友劝他，先拖一拖、看一看再做决定。当时他的母亲已死去数年，父亲年逾七十，也有人劝他以父亲年老需要奉养为理由，干脆推辞。当时刘孔晖的回答是：

    国家养士，恩礼不薄，何至缓急不可恃乎？平日虚谈义节，急则委城而去，所愧鬓眉，吾耻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吾志决矣。

这个已经五十二岁的士人，决定要为风雨飘摇的王朝尽一份责任，于是拜别了老父，带领几位门人、仆人，北上赴任。走当时的官道，必须经过襄阳。他们刚到襄阳南面，听说襄阳、南阳两座大城被“流寇”占领了，中原局势，看上去更加严重了。刘孔晖一行，毅然绕道，于当年九月，总算来到新郑接印。这个时候，整个县的绅民，人心浮动，本地的小毛贼也趁势而起。他一上任，杀掉几个造反的本地毛贼，然后开始带人加固县城城墙。手下有人建议他说：现在各村庄修建砦堡以自卫，有相邻的知县以此为理由，向上司请求带兵出城巡查指导。咱们也可以效仿。——若固守城里，城破不是死就是被俘，而在城外“游击”，则有逃命的可能。刘孔晖断然拒绝。

城墙还没怎么修好，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带兵攻打开封的李自成，经过新郑。他亲自带了几百人跑到新郑城下，要求县令把打印交出来，就放你一条生路。刘孔晖在城上大骂“逆贼”，说：“我印官也，守则死守，战者死战，誓不与逆贼俱在。”于是李自成指挥攻城，但由于此时他的人马太少，攻上城墙的兵士全部被杀死，而在第一线指挥的刘孔晖也手臂负伤。

流贼虽然被击退了，但刘孔晖知道，此番李自成以劝降为主，下一次引重兵来攻城，小小新郑，无法抵挡，朝廷也不能派援兵前来，在中原最精锐的一支官军左良玉部已经在朱仙镇之战中被击溃。于是他对当地人说，如果我死了，请把我葬在子产祠旁边。——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贤相，为历代儒生所敬慕。然后休书一封，让人送给家乡的父亲。信中说：“人谁不死，今死得其所也。老父不得尽孝之子，得尽忠之子，亦可矣。”

崇祯十五年正月，数千农民军再次前来攻城，对方是有备而来，刘孔晖知道必败无疑，他将大印栓在背上，带兵迎战，但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城破后，农民军一拥而入。据清初戴名世转述，当时“县人皆走，孔晖大呼百姓巷战杀贼，莫有应者”。——明王朝已经是穷途末路，政治腐败导致官、民离心离德，没有多少百姓愿意为它殉葬，多数人选择迎接胜利者。刘孔晖被俘，抓到位于朱仙镇的李自成的大本营中，自成亲自劝降，刘孔晖大骂“逆贼”，被杀。自成部队开拔后，当地人收敛他的骸骨，埋葬在子产祠旁。

刘孔晖死后没几年，江山易主，最终是满清得渔翁之利。胜利者旌表旧朝忠臣，乃是一个正常执政者本分所在，清朝谥刘孔晖为“忠愍”。他的儿子刘应祁，后来成为家乡的名儒，等战争稍稍平息后，远赴新郑，收敛父亲的骨骸，归葬在邵阳城的“濂溪书院”旁边-----这是刘孔晖当年读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