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祈年大街以西，有一片平房区，从草厂头条到草厂十条并列着十数条小胡同。因为地处外城，这些胡同没有内城那样横平竖直，而是弯弯曲曲。

胡同之间，一个个院落业已破败，屋顶的黑瓦长着衰草，院落前的拴马石多半不复存在或者断裂了。这些院落在6、70年前却是非常气派，盖因这个区域是当年北京“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区，从草厂头条到十条，加上邻近的长巷胡同、兴隆街，这里曾分布兴国州馆、麻城会馆、广州会馆、韶州会馆、黄冈会馆、太平县馆、南安会馆、惠州会馆、孝感会馆、汉阳会馆、邵武郡馆、长沙郡馆、上湖南馆、辰沅会馆。其中草厂五条27号，曾是我故乡的会馆——“宝庆五邑馆”。

五邑，指的是清代宝庆府所辖的五个州县：邵阳、新化、新宁、城步和武冈州，辖区与今天湖南邵阳市所辖大致相当，因政区变动，今天已析分出新邵、邵东、洞口、隆回和冷水江等县市，其中新化、冷水江属于另一个地级市娄底。

去年的一个秋日，我来到此地寻访，“27号”的门牌未变，门楼还是旧物，上好的木料，两扇大门镌刻着一副对联：“惟善为宝；则笃其庆。”上下联最末的字组成“宝庆”，如果不知道这个院落的历史，是很难理解对联所蕴含的意义。一进门的大影壁也没有了，三进大院的格局还在，只是密密麻麻到处是私盖的违章建筑，塞进去几十户人家，有一点空地，也摆放着自行车和杂物。问了几个住户，只有一个老人知道这个院子曾是某地的会馆。

我之所以能知道这个院落的历史，缘自我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北京宝庆五邑会馆财产志》，民国二十七年印行，那时候不需要书号，谁有钱就可以写书、印书。

那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记载着会馆的沿革、所拥有房产、乡贤捐赠的财物、前一年接待的人员以及收入和开支明细表。本书的引言说，会馆本有完整的馆志，但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后，全部损毁。据该书“沿革”一章介绍，最初是乾隆五十九年，有老乡花了30两银子在草厂五条买了一小块地，盖了几间房子，供进京的同乡栖身。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湘军战功赫赫，一大批老乡发达了，宝庆会馆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据载：“先贤江忠烈公忠源（新宁人，官至湖北按察使，战殁）、刘武慎公长佑（新宁人，官至两江、云贵总督）等于戎马匆忙之中，尚能关怀旅京同乡缺乏寄身公庐，嘱托京官增筑房屋，并各捐巨资继续购买地基。。。。。。继由游智开（新化人，官至广东布政使署理巡抚）、刘坤一（新宁人，官至两广、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魏光焘（邵阳人，今属隆回，官至陕甘、云贵、两江总督）诸公各捐俸银以建葺房屋，京官太令翟筱青公等从事筑修。”

 当时的宝庆会馆占据了草厂五条、六条三个大院落，占地近1000平方米。有意思的是，该书提到，民国三年被市警察局借去12平米的地修了一个派出所，目的是什么呢？“因蔡松坡公（即蔡锷，邵阳人）到京时，即寓居本馆，袁总统恐其有不利己之图谋，乃预加防范。明示保护，暗则监视。派出所至今未撤。”——官府借民间的土地，基本上是刘备借荆州，因此到编撰这本书时，还特意注明，要求后来者不要忘了这个派出所是占用会馆的土地。

像刘坤一、魏光焘、游智开这类封疆大吏，捐资那真叫大方。其中最大方的是游智开，他一共捐了1800两银子，其中1200两由一座位于西城区羊肉胡同的院子折算，这个院子三进共13间房，占地400平米。刘坤一、魏光焘各捐银子1300两。捐资人中有一个名字我很熟悉：江苏补用道李维翰，捐银500两。李维翰，字艺垣，是吾族先辈，族谱中有其传。他做过南昌知府，署理江淮道，管过盐政，是同治、光绪年间有名的书画家。

今天有人将会馆比拟成古代的“驻京办”，尽管会馆的兴衰和权力有莫大的关系，该府、县若做官的多，或者有富商，会馆一般很豪华。尽管如此，会馆的性质是民间一种互助组织，而“驻京办”完全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前者经费来自捐赠和其他经营------如游智开捐赠的那个院子就一直用来出租，租金由会馆公用，而今天“驻京办”的费用几乎都来自公帑。而且会馆的管理颇接近今天NGO。如“宝庆五邑会馆同乡会”简章，第一条是：“本会以联络感情保管会产共谋桑梓福利为宗旨。”同乡会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干事会由五县各推举一人组成，是同乡会的执行机构，基本上是脱产的，评议会由五县各推举两人组成，主要职责是监督和审计。各县来京住在会馆的，基本上是免费的，他的回报也就是等日后发达了，给会馆捐资或者提携同乡。江忠源等人在那样的战时状态，仍然惦记着会馆的建设，重要的原因大约和其经历有关，江忠源当年数次进京会试，就住在会馆，靠北京的同乡关照。饮水思源，再报答同乡后进者，乃是那个时代为官者正常心态。编撰这本书的时候，北平已经陷落，书中说：“自卢沟桥事变后，汇兑不通，五邑同乡困于此地者甚多。”因此，那一段时间会馆入不敷出。

《北京宝庆五邑会馆财产志》的主编萧炳星，新化人，做过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执委。194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大代表，后撤到台湾，成为“万年国代”（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提出要光复大陆才能召开下一届国代会，而随政权到台湾的各省国大代表一直履职，以彰显对大陆主权的拥有）的一员，1980年顶着由湖南省新化县选出的“国大代表”头衔在台湾去世。此时，他离开故土已30余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