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事一经报道后，当地官方“澄清”：一不是免职，而是带队去农村锻炼。当然，县太爷要给一个人穿小鞋，没必要赤裸裸开掉，把他从重要部门调走，在官场上孤立他就够他难受了，当年苏东坡流放海南也可说成被朝廷安排去最需要的地方锻炼呀；二是说他将集体研究的决策提前泄露，贪天之功。这就是更为严重的“僭越”了。）

湖南省双牌县政协委员胡佐军在政协委员一席发言，触怒了县委书记郑柏顺，被免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发配到农村呆两个月。这是一件尴尬事，尴尬的不仅是说话没把门的胡委员，尴尬的还包括业已存在六十余年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现实权力版图中的处境。

如果我们把这一幕置换成六百年前的明代或者一千年前的宋代，某位大臣比如苏东坡为文作诗，讥讽皇帝失德，那么会怎样？重则杀头，轻则贬官流放，事实上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时，就有嫉妒他的大臣从他的诗集中挑出他大不敬的字眼，比如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沈括等人指责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 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皇帝，熟悉中国地方政治生态的人，应当知道，在一县之内，县委书记的权威几乎是不受挑战的，基本上做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在本县之内，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对县委书记的权力要真正实行监督，是相当困难的。而胡佐军这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又不一样，他是直接为县委书记服务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和县委书记的上下级关系或者说从属关系清清楚楚。我们很难想象宋江这个押司以郓城县知县的口吻说话，贾宝玉的书童茗烟以宝二爷的作派行事，将会怎样。即使知县和宝二爷大人大量，郓城县官场和贾府上下也放不过他俩。当年湖南巡抚骆秉璋是诚心诚意请左宗棠当幕僚的，左宗棠以当仁不让替骆中丞做主，尽管骆中丞信任他，尽管他对长沙城避免被太平天国攻占居功至伟，但因为违反官场规矩，被人告到皇帝那儿说他是“劣幕把持”湘省，差点掉脑袋。郑书记批评胡佐军最重要的一点是：“有政治野心，目无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膨胀。”这句话，换成几百年前的说法，就是“僭越”。对于等级分明的官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有人会说，胡佐军不还是政协委员么？他那番话也是在政协会上说的。《政协章程》规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权利，虽有法律和章程作出明确规定，郑书记也不会公开否认这类规定。但是，这种权利在现实中如何行使，必须满足一个起码的条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批评和监督的对象而言，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他不必受制于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这也是近年来社会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业化的原因之所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政协会上某个政协委员是民主党派人士或者企业家、教师，他说出一番让郑书记不高兴的逆耳之言，郑书记多半会强忍不快，表现出雅量来。而作为自己直接的下属，去当政协委员本来就是组织的安排，是要去那个场合为组织、也就是为领导争光添彩的，就算别的委员不晓事，批评自己的领导，作为组织派出的委员，也有辩护的义务。可胡委员竟然太不通味了，僭越了自家老板的威仪，这个“错误”还不大么？

郑书记在胡委员发言完毕，谦称“仅一家之言”时，对周围的人说：“你代表的是哪一家。”倒是触及到现代代议制政治的核心了。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不可能代表所有人，如果代表所有人那还要开会争论干什么？也不是代表某个人，否则别人选他干什么？他只可能代表一部分人，而且这种代表是经授权取得的。那么政协按界别，人大按地域组成，每个委员或代表发言就当然地代表推举或选举他的那个界别或地域，比如文化界的政协委员就可以明确无误地对县委书记说：我代表本县文化界和你说话。可为县委书记服务、被组织推举出来的胡委员，他确实很难代表某一个人群来说话，书记不高兴，当然后果很严重。

胡委员假戏真做，于是杯具发生了，他犯了“僭越”之大忌。     

（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