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为救人捐躯的香港义工黄福荣（阿福）的遗体，１８ 日晚２１时许在家人的陪伴下经深圳口岸回到香港。一位普通的港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何谓仁义，何谓奉献，阿福的所为也告诉我们行善的难与易。阿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千万香港居民为其送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称赞黄福荣是“香港的光辉榜样”。特区政府还决定追授黄福荣“金英勇”勋章，以彰扬其舍生取义、高尚无私的品质。

然而，这一切并非阿福所追求的，他生前低调做人，低调行善。这位46岁的货车司机人生最后的几年全部奉献给慈善事业。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他跑到灾区去当义工，而且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躲避镜头与媒体采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喜欢他们（某些志愿者）那样的炒作，做一点点事，就要四处去讲报告，到处去说。做事情不为别人，简单些好。”阿福不是因为玉树发生了地震，玉树吸引了公众目光，而去做义工，他在地震前几天就来到玉树孤儿学校，为孩子们带去钱物，正好碰上了地震。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不是地震，有几人关心这个到处高原、生活环境艰难的藏族聚居区？

中国传统蒙学教材《菜根谭》有言：“为善而急人知，善处便是恶根。”可像阿福如此践行为善不欲人知的，能有几人？这便是行善之难。

香港，做过英国150余年的殖民地。处在港英管理时期的许多香港人，曾有过国族认同的困惑，他们曾和近在咫尺的大陆隔膜了那么多年。可是，从阿福身上，可看出中国传统美德对这个港仔影响至深，其实像阿福这样的香港人，还有很多很多。

以辛亥革命为大背景的电影《十月围城》，也就是在阿福魂归香江的时候，囊括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等九个奖项。看这部电影时，我在想：一百年前的香港，真有李玉堂这样为革命仗义疏财的商人，李重光这样为了民族未来而慷慨赴死的热血青年，以及阿四这样的义仆么？翻看冯自由《革命逸史》等辛亥革命的史料，会发现当年香港这种关心大陆同胞命运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如果没有香港这个据点和港人的支持，中国的近代史会改写。仅仅用血脉相连来解释使之于简单，我以为其中还有人类最朴素的也是最通行的价值观、道德观使然。

用庸俗的成功学来分析，阿福算是混得很失败的，是社会的底层，收入不高，自己有病，一生未娶，不仇恨这个社会就不错了，哪还有心思去行善呀？而阿福这样草根层，照样可以行善。或许他们没有富豪和娱乐明星那样有能力一掷千金来捐献善款，但一个人的善行绝非能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佛教有一个故事：某民女家境贫寒，一日去拜佛，将身上仅有的一根金钗布施给寺庙，寺庙的方丈亲自出来给其击磬祈福；后来这位民女选进宫禁，成为皇帝的宠妃，为还愿她又回到这个寺庙礼佛，这次出手阔绰，给寺庙布施了上千两金子，而方丈打发徒弟为其击磬祈福。徒弟不解问师傅，师父说前次她来倾其所有供佛，心更虔诚。行善亦是此理。清代咸同年间山东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位草根行善者，他用行乞所得的收入，以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产变卖，悉数捐出用来兴办义学。武训、阿福之所为，比富豪捐出千百万善款，对这个社会意义更为重大。阿福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行善并不难，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