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上讲了24集《水浒探秘》，上周日最后一集已播放完毕。

其实从我录完最后一集开始，我应该和电视里的“十年砍柴”没关系了，那只是幻象而已。后来听栏目组的人说反响还很不错，心里还是相当的高兴。毕竟，没有辱没这个在湖南有相当影响的名牌栏目，否则以后回湖南，就不好意思见柳理等一干兄弟姐妹了。

节目连续两个月、每周3次的播出，我觉得最值得欣喜的收获是：拉近了我和故乡的距离。

21年前的那个夏天，我负笈北上，那一年我18岁。说实话，18岁之前，几乎都在山沟沟里度过的，求学的压力、生存的艰苦，很难让一个孩子有闲暇去关注我身边的那块土地，真正对湖南乃至湖湘文化有所关注，倒是上大学后，已远离故土的岁月里。我对故乡的记忆，也仅仅是范围相当窄的那点山水，以及自己的亲人和同学。去年媒体热炒长株潭一体化时，《潇湘晨报》有记者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我对长株潭这三个城市一点也不熟悉，远不如我求学的兰州，现在定居的北京，从何说起？而自从离家以后，这二十年来，回家总是来去匆匆。特别是工作后，除了探望父母，和过去的老师和同学联系太少。缘由很正常。我这样一个当年负有所谓“神童”、“才子”之名的人，按照故乡流行的价值观，混得委实不算成功。去年年底我回家，在离家还有300米的时候，下车向一个本族奶奶问号，那位奶奶说：“发财回来了!”乡亲们新年相互祝福，总是“恭喜发财，步步高升”这些内容（据说新年党国老大去福建，一位客家老大爷也是如此祝福他的）。也就是说，只有升官发财才算成功。可这升官发财，未必和少年时的学业优劣有关。比如，大专毕业的某同学做了县长，那么对家族就很能关照；而一些同学高中毕业去广东，后来做生意挣了大钱在故乡盖了豪宅。这在乡亲的眼中，这才算有大出息。而我和我的哥哥、弟弟，都在18岁离开湖南，定居外省，因此既没有回家翻盖那栋土砖砌成的老屋，也和老家的人物没太多的来往，甚至包括家乡官员来京，老乡们以此为由头聚会，我也很少参加。于是，与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故乡于我而言，几乎还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末。

上个月中旬，因父病还乡，在老家呆了一旬日子。当时，《水浒探秘》正在热播，我的亲戚，我的中学同学，有人看到节目，于是相互转告，我好象又从家乡的亲友与同学的记忆中“浮出水面”。我中学的一位历史老师，当年在湖南师范学院求学时被打成学生“右派”，他在教我们历史时，千叮嘱万嘱咐高考时一定要按着教科书答题之余，给我们讲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比如石达开率领长毛侵扰宝庆周边，最后无功而返；比如“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风调雨顺；再比如：我就读的那所高中的创始人，在50年代在雪峰山中率领国民党残余和土改工作队打游击，被“剿匪”部队消灭，他远非寻常意义上的“土匪”。可以说，这位老师对我日后看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启迪甚大。看到节目后，他辗转从别的学生那儿得知我的电话，年逾八旬的老师通过手机短信给我发了首诗：“一代书生事业成，砍柴十载江湖惊。学风涌动湖湘雨，满天云锦看潮生。”读后我想起了许多少年往事，便奉和一首：“拿云心事梦未成，难忘棒喝少年惊。布衣归来愧师友，唯余秃笔一书生。”一些叔婶辈的看了电视，给我母亲打电话，问那个在电视里讲水浒的是不是你二儿子？声音像，神色像，但相貌不敢认了。母亲当然自豪地承认。岁月如流，当年的细伢子已步入中年了！我承认，我老家那种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光宗耀祖的梦想，也其实未尝不是件好事，有这点动力总比毫不在乎乡人的评价要好，熟人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并非一无是处。既然不能做官发财让父母高兴，因一点虚名满足父母一点虚荣心，也是尽人子的本分。几位高中同学，也找到了我，设宴款待，他们都是在老家读完大学，中间有几位在地方政界、商界有相当的势力。高中毕业后，我们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其中有一位当年和我并列被称为全班“三大才子”的同学，是当地有名的公文写作高手。这种生活我不陌生，十数年前我在国务院某部委时，就整天为案牍而劳形，文人在官场出头，这算路径之一。他去年才知道“十年砍柴”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他说当年我们这帮文学少年，只有你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羡慕你。我说，我这是活到30岁后，才明白自己能干什么，醒悟得不算晚。

因为这意外的收获，我得感谢“湖湘讲堂”的制片人柳理，一个比我小几岁的长沙满哥，一个非常有韧劲的湖南骡子，以及他的同事们，那位首先和我接触、一次次不厌其烦拉我上“梁山”的小魔女李芳，还有小周、老胡等人。

我一直对电视有种排斥，这可能是不少文字记者出身的人一种偏见。我以前认为电视是最可能曲解当事人意思的媒介方式-----我在网上发帖，报纸上写文章，即使编辑有删节，也对自己的真实意思伤害不会很大，但电视通过镜头剪辑，可能播出来你说的话和你想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我曾经就吃过这样的亏。因此一开始就拒绝了。李芳一次次发电邮，打电话，去年秋天某日，柳理等人来北京出差，又专门见了一面，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老鸭汤”吃饭。彼此感觉很好，我觉得这个栏目的人，是些有想法有干劲的人，许多理念和我相合，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但他们一回长沙，我又被琐事所缠绕，一天天过去了，就是挤不出时间整理讲稿，“小魔女”李芳又是一次次打电话催促，直至下“最后通牒”：正月份这个节目要播出，春节前这个节目一定要录完，我现在给你顶机票，你在某月某日要赶到长沙开录。后来才知道，她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招数，曾搞定过谭伯牛兄，老谭像一位长工一样，在她这个工头的监督下，硬是在2008年初湖南冰灾那种凄风冷雨中，将50集《湘军崛起》录完。

到了长沙，我住在离教育电视台只有300米距离的雨田假日酒店。每天早晨起来，我会跑到雨花亭路口东北角的无名粉店，痛痛快快地吃一碗米粉，然后走到台里录节目。三天加一个上午，将24集和宣传片全部录完，有一天录了10集。彼此相处得不错，当然也有我着急上火的插曲。最后一天上午还剩2集，我按照前一天约定的时间，冒着细雨走过去，栏目组的人没有一个在那。-------可能他们以为下雨，嘉宾不会那么准时，多半还在宾馆里睡觉，所以栏目组的小周不紧不慢地去宾馆里叫我，而我已在台里等候。等到开录，设备又出问题了。后来想想，我的性子真是急了点，不过他们应该能理解，我归心似箭，想趁早录完，回家看父母。不过总体说来，这是迄今为止，我和电视人打交道最愉快的一段经历。往小里说，在多种媒体竞争的今天，尤其湖南电视媒体竞争更激烈，作为第一强势媒体的电视，其从业者应有危机感，而从“湖湘讲堂”诸同仁的身上，我感觉到他们强烈的危机意识；往大里说，湖南官方一直在宣称要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大省”之打造，不仅仅靠领导的表态，资金的注入，更靠一大批像“湖湘讲堂”诸同仁这样敬业的文化从业者。

感谢“湖湘讲堂”逼着我上了“梁山”，使我有这么一次机缘如此亲近故乡的人与事，山与水。

据人考察，我讲演神色竟然有余含泪大师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