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愚和我曾祖父一辈，是我爷爷的族叔。但我记忆中，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家族长辈，提起他必称“仁愚先生”。——乡下的规矩，不是谁都能称先生的，前清时须有秀才的功名，到民国时，起码是进过城里洋学堂，有些学问且品行能被乡人称道。

打我记事起，我爷爷和我父亲不知道提过多少次“仁愚先生”。当时让我最为困惑的是，他们明明告诉我，他是个大地主，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区长，而且被新政权枪毙的。那么自然是反动派，在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述中，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在父、祖的嘴里，竟然是个难得的好人。少年时代的我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学校和民间两套叙事系统的巨大反差，只是不知缘由所在。

我家临近几个村庄，李姓是大族，大概有两、三千人，仁愚先生是清末唯一考过秀才的，而且进学时才18岁。-----是不是最后一拨秀才，我未考证。族谱中有他的传记，说他少年“过目成诵”，被族内长辈夸为“吾族千里驹”。到了民国，年轻的仁愚先生与时俱进成了新派人物，1927年湖南各地大办农会，他成了吾乡的农会主席，而我曾祖父的一位亲弟弟，成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带头抓地主游行，进大户人家宰猪牵牛。他大约是那个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破裂后，我那位曾叔祖避祸远走贵州，不知所终。而仁愚先生则成为南京政权所仰仗的乡土秩序维护者。

我爷爷生前津津乐道人与先生的有三件事：

一是为其当轿夫的荣耀以及他对轿夫的体恤。仁愚先生做乡长后，我祖父和大伯是他的轿夫。他只有在过村庄时坐轿，显示一下官威，而在山路上步行，让我祖父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到富人家中赴宴席前，他必定交待我祖父：你是轿夫，吃饭时多吃肉，不用客气，没人笑话你。我得装斯文。

二是他曾行使家法将其一个当土匪的侄子沉潭。抗战胜利后，乡村迎来一段无序期，执政者在惨胜日本后又参与了内战，而乡间因武器泛滥而匪患更甚，仁愚先生的一个侄子成了匪首，持枪抢劫乡里仁愚先生已是邵阳县北部几个乡组成的一个行政区长官，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一年除夕，他诱骗其侄子回家过年，然后安排青壮伏击，擒拿其侄子，然后连夜开祠堂，决定将这个有辱门风的不孝子沉潭。

第三件事乃是和我家关系太大。先祖父36岁才生下家父，他大字不识，不知道怎样起大名，询之仁愚先生。先生说，这个男伢族谱的字辈是“锡”，族名就叫“锡信”，字“建中”吧，以后你再有崽，就按照“建华、建民、建国”号下去，一起建设中华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也有类似的经历）。幸亏我父亲只有两兄弟，我的叔叔建华1949年4月出生，否则以我祖父的见识，真是那样给四个孩子起名，“文革”中必遭大劫。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事，三湘大部分和平易主，然湘南一带仍有惨烈战事，白崇禧的部队在宝庆（即我的故乡邵阳）、衡阳一带与南下的四野激战，四野付出渡江后最大的代价后拥有湖南全境。最开始两年，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作为国民党的基层官员，也不可能去台湾，而且他自以为没有血债，曾对我祖父说：对照报纸上共产党的说法，我算是开明绅士了。1927年领导过农会，没有欺压乡里

但是，他终于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抗美援朝起，驻扎在湖南的46、47两军奉命前往朝鲜，湖南全境空虚，像他这样的民间领袖，曾又担任过国民党政权官职的人，潜在的危险太大。最初，南下的土改干部发动群众揭发他，可是多数被反动派假仁假义蒙蔽的群众都说他好。工作队总是有办法的，他们从宗族矛盾入手，在仁愚先生当乡长和区长时，依靠他在官方的关系偏袒了本族，邻村另一族耿耿于怀，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翻身做主，此仇当然要报。于是这一宗族被充分发动起来，控诉李仁愚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土改工作队充分尊重了民意，枪毙了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国民党人。

听我祖父说，当时杀人很容易，一个区的土改工作队长就能决定。当知道仁愚先生将被杀时，我们那个家族几乎全体成年人签名，证明李仁愚无血债，待贫下中农不错，让我大伯持保书去邵阳县城，找一位他曾救过的地下党员。也许是我祖父和我大伯演绎，说找到了那位已经居于要害部门的前地下党员，签署了刀下留人的意见，回到吾乡，一天前李仁愚已被枪毙了。-----先祖父说起此事直叹可惜可惜，仁愚先生命不好，你大伯早回来一天就好了。

后来对中国现代史多了些了解，我总怀疑这个“时间差”是故意安排的，乡绅李仁愚非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