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颁发我一个“2011年度年度魅力50人”的奖项，我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太意外，因为在即将的过去的一年，“我什么也没做”，而是把头埋进书斋里看古书，并当了一年的奶爸，陪伴年初降生的儿子度过他人生的第一年。

   “什么也没做”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能准确理解，因为多年来我被许多人看成一个对现实社会问题有着强烈关注的读书人，这些年来写了不下一百万字的时事评论即是这种体现。而2011年公共事件层出不穷，更由于微博这一全新的传播工具被公众广泛使用，“人人在场”变成“人人发声”，社会事件越来越容易成为公共事件。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有坐言起行之责，而我，不但没有“起行”，连“坐言”也做得很不够。

   幸好，给我的奖的理由是“寻根之魅”，一大半理由是因为我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进城走了十八年》的小书，把无数和我一样从乡村进城的中年人、青年人拉回故乡。在乡村经济凋敝、乡村秩序失衡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出发的那个村落，还好吗？它，将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和许多城市居民一样，年复一年地照着都市的节奏而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移动，在电脑屏幕前交流，在结构趋同的单元房里教儿子说话或者陪妻子看情节大同小异的韩剧。即使是坐公交或等飞机，也会拿出手机发微博。------似乎，乡村离我已遥远。这本书的大多数内容是几年前写就的，只是在2011年整理出版而已，获得了的反响之大在我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不是我的书写的多么好，而是这本书在激活了许多人关于乡村的回忆之余，也可能反映出在中国急剧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多数居民由农民变成市民的今天，许多人有一种失去精神故园的惶恐和慌乱。即使能在都市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拿到一份不算菲薄的薪水，买了房买了车，从生活的硬指标来衡量，似乎过得不错。可是许多人并不因此而获得一种幸福感和安宁感。苏东坡当年被流放岭南时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可在今天中国红尘滚滚的都市里，有钱的或没钱的，能“心安”者有几人？“心安”不仅仅需要物质支撑，还要有精神维度上的支撑。说到精神维度，对每个人来说，和他的出生环境、少年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相关。那么，对今天多数中国人来说，延续数千年的乡村文化传统是不容忽视的。假若乡村面目全非，传统文化断裂，人们能去哪儿找到使灵魂安宁的“树洞”？每到我看到韩剧中那些在首尔的市民，依然穿着韩服举行传统的周岁礼和婚礼时，我在想，其实以前我们比他们的更纯粹，可是，现在去哪儿寻觅呢？都市里没有，乡村里也快消失了。

个人感觉如此，那么有单个的人组成的民族和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其对当今世界文化上的贡献又有多少呢？执政党最高层召开的重要会议，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亦可看成一种富而无文的集体焦虑。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往往是建立在其赓续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一个精神上漂泊无依的民族，创造出现实中的文化繁荣，是非常困难的。犹太人能复国，乃是因为其文化传统没有因苦难而中断。

对个人来说，给灵魂找个树洞，比找一个工作买一套房子要难得多；而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建造一个文化上的精神上的集体家园，比修几条高铁建一个大工厂办几场体育盛会要难得多。

还好，我们没有放弃寻找，尽管很难。（《南方都市报》文化版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