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湘中新邵县的一个小镇读完高中。本县乃1952年由新化县和邵阳县各析分一部分乡镇组成。新化和邵阳在明清时期是属于宝庆府的大县，但方言、风俗有不少的差异。读书的那个镇正处在两大方言的交汇处，因此我的老师和同学一半说邵阳话，一半说新化话。

历史教师贺老夫子曾是“右派”，属 “老新化”，他给我们讲课时常喜欢说一些有趣的“野史”。讲到有关陈天华写《猛回头》《警世钟》和滔海自杀的那一段，他把课本一丢，讲起陈天华的少年趣事。陈天华籍隶新化，和贺老夫子同乡，他读书时，乡里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天华的传说。

贺老师说，这人长得不好看，个子矮，一脸麻子，他那本《猛回头》，仿照的就是乡下叫花子讨米时唱的“莲花落”写的，明白通晓而押韵。贺老师给我们背了两段：“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我们一听，确实像逢年过节或办红白喜事时叫花子前来乞讨，打着竹板唱的那些话。他说陈天华在国内造反，官兵抓捕，干脆一走了之，放洋到日本留学去了。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大学招生恢复刚十年，出国留学，对于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问贺老师：留学怎么那样容易。贺老夫子用手一抹花白的头发，缓缓地说，你们别小看我们邵阳、新化这穷乡僻壤，清朝末年出去留洋的人不少，比现在考上北大、清华的还要多。

 后来随着眼界开阔，更多地了解晚清的历史，才知道我那位历史老师所言不虚。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盟员中广东籍的最多，其次便是湖南籍。同盟会是以留日学生为班底的，其成立前后在日本的邵阳、新化两县留学生，有蔡锷（1904年已归国，故未能参与同盟会成立）、谭人凤、陈天华、魏肇文、曾继梧、周叔川、苏鹏、 周名曾、　邹毓奇、高兆奎等人。其中年岁最长者为周叔川，年过半百，他是苏鹏的舅父。其次是谭人凤，也有46岁，这两人在新化老家已是知名绅士，办实业，兴学堂，1904年，与谭人凤、李洞天、唐镜三、李燮和等谋于宝庆（今邵阳市）举事，响应黄兴、马福益长沙起义。消息泄露，清廷闻风追捕，周叔川和谭人凤避祸日本，成为“老留学生”。

这些来自僻乡的留学生，年龄差距较大，且家境贫富不一。像周叔川，是大户人家，而陈天华，从小跟着父亲在新化县城提篮叫卖。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怕死，推崇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苏鹏早在1904年年夏，与杨笃生、何海樵、张继、周来苏组成暗杀小组，悄悄回国，制造土炸弹，埋伏在颐和园外面，准备刺杀慈禧太后。因慈禧逢七十岁生辰，一直住留颐和园达五月之久，未能出园，计划流产。

  陈天华自杀后一百多年，史家对其原因做过多种分析，包括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痛恨中国人不团结的羞愤，希望用死来唤醒留日同仁等等。但解读他的死，不能忽视他的生长地梅山文化对其性格的影响。不独是他，和他一起留日的同乡们，又有哪一个怕死？这两县民风尚义好武，勇猛轻死，不论男女，性格刚烈者居多，这大概也是此地的留日学生大多加入主张革命的同盟会而疏离主张改良的立宪派的重要原因。

在陈天华自杀前不久，像父辈一样照顾年轻同乡的周叔川因癌症病死在日本。哪怕故园远在数万里之外，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他们必须落叶归根，埋回故乡。于是，作为周叔川的外甥、陈天华的挚友，苏鹏责无旁贷地护送两口棺材回湖南。等船到了上海时，他们的留日时的好友、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先期归国的姚宏业在黄浦江跳水自杀。姚宏业是益阳人，和邵阳、新化同属资水流域。于是乎，苏鹏等人又将三口棺材护送到长沙，本来朋友们商议将三人都葬在岳麓山。但周叔川的亲属，坚持要把他的灵柩归葬新化县大同镇时荣桥村的周家坟山。也因此苏鹏逃过一劫，他把两位朋友的棺材留在长沙，供人拜祭，自己又护送着舅父的灵柩西行二百多公里，到新化境内办丧事。因禹之谟、谭日休、覃振等同盟会人利用陈、姚二公的葬礼，发动年轻学生和市民反抗清廷，尔后禹之谟被捕，就义于靖州。

在1909年左右，邵阳、新化两县又有邹永成、李剑农（两人的故乡现属于隆回县，隆回亦由邵阳、新化的部分乡镇合并而成）等人赴日留学，两人也都参加了同盟会，投身反抗清廷的洪流中。不久，清廷覆亡，但中国局势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那样发展，他们又参加反袁，岁月蹉跎，故友凋零，两人心灰意冷。1913年邹永成在上海写下了绝命诗曰：“轰轰革命十余年，驱逐胡虏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效法陈天华和姚宏业遂跳入黄浦江，幸被渔民救起。而李剑农将精力投向学术，从1925年起致力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和他的邵阳同乡、留美的蒋廷黼志趣相同。1930年秋，他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曾任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同年李剑农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均受到中外学者好评。抗战时期，他写成《中国经济史 稿》，后经过补充，分成《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三册出版。1963年以83岁高龄病逝于武汉。在那帮留学日本的同乡中，最终以学术立身的李剑农活得最长。

在贺老师给我讲述那段历史时的前两年，我所在的乡镇，一位谢姓青年硕士毕业后被公派赴英留学，成为故乡传颂许久的佳话。此时，距离蔡锷、陈天华等人留学日本，已有八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