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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对故园来说,是最美的季节,天气回暖,绿茵遍野,更兼桃花、李花、油菜花争先开放,鸟鸣和山泉声相杂。农户们放着炮仗,拿着纸作的幡插在祖宗坟堆上,烧几叠纸钱。-----老家叫“挂亲”。然后,耕作开始了,等候他们的是一年的忙碌。

自我离乡以后,每次回家省亲,多在岁末年初,湘中大地天寒草枯。二十年来我从没有在清明时节为故去的祖父、祖母上坟。今年清明,大哥和弟弟都回到了老家,内心惭愧的我打电话给大哥,请他代我为祖父、祖母上坟。南望关山万里,想起那崇山峻岭之间,还有一抔又一抔土堆,埋葬着自己生命的源头。所谓故乡,因此才显得不那么空落落,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真实的存在。

清明在我老家重新成为一个很隆重的节日,是最近五、六年的事了。去年年末回家,一位年龄相仿的朋友对我说,现在外面打拼的人,对清明的重视仅次于过年,有些人比对过年还重视。他们过年未必回来,但清明一定要回家。一到清明节前后,老家到处可以看到外地牌照的汽车,以广东的为多。不用说,是回来给祖先上坟的。

这一现象很有意思,从它说开来,或许能以小见大,看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现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差异甚大,包括民俗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影响是必然的。然而这种影响究竟体现在何处?是逐渐地消亡还是重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在一个富足、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传统文化有随时而变的压力,但不会消亡,甚至有重生的希望,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也包括诸多民俗的存续与变化。因为民俗植根在一个群体的文化心理之中,或者说民俗映射出一种集体人格。而经济的发展、器物的进步,乃至政治力量的干预,并不能当然地改变改变一个群体的文化心理。这也是改革开放刚开始,各地特别是南方农村兴起了修族谱、祠堂,舞龙灯之风的原因,决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什么旧风俗甚至迷信的回潮。在一个祖先崇拜、家族情结近乎宗教情感的民族,如果连祖先都不祭祀了,那么精神的家园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了。因此,传统文化坚韧不屈地在经济、政治的变革中尽管以不同的外观出现,但内核是不变的。比如说, “文革”时期,农户若还在自家堂屋的神龛上书写“天地君亲师之位”,两旁贴“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田”之类的对联,绝对有政治风险。但我刚识字时,就在外公家堂屋的神龛两旁,看到张贴着“高举反帝反修旗帜  保持贫下中农传统”的对子,显然这是变通,和“孝思不匮”、“克绍箕裘”本质上是一样的。再比如中国人在婚丧嫁娶时图吉利、讨口彩,天南海北皆是如此,具体内容可能随时、随地有差别。西北农村在传统社会里娶亲是用马车接新娘子的,如果家境贫困弄不到马匹,用一头驴也凑合。如果马、驴都没有,只有一头骡子怎么办?那么用骡子接新娘时,骡子的脖颈上一定要挂一块牌子,上书“替马当差”。-----因为骡子是马、驴杂交所生,本身没有生殖能力。到了有自行车的时代,流行自行车接新娘,只能选“永久”、“凤凰”牌的,决计不能选“飞鸽”牌,不吉利,谁愿意新娘子是飞鸽呀?现在流行轿车接亲,奥迪车队最多,除了这车是主流公务车外,它的标志很吉祥,四个环相扣寓意一生不分离。

再以清明上坟为例。当下一些媒体报道,有孝子贤孙在祖先坟前焚化纸糊的电器、汽车、房产证,甚至漂亮的“二奶”,斥之为“庸俗”。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神经过敏,中国人对祭奠亡者的观念是“事死如生”,即如孔子所言的“祭如在”。将死去的亲人看成现实中的活人,那么现实中的人所能享有的,子孙希望祖先也能享有,乃是人之常情,这是中国普通人生活哲学的反映,是朴素的孝道。

光宗耀祖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那么祭祖的仪式则是光宗耀祖的外化,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给祖先修豪华的坟墓,重视祭祀时的场面浩大,看《红楼梦》贾府祭祖即可明了。一个人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那么必然有更高的追求,如获得社会的尊重,这是正常社会中正常人的欲望。一个中国人希望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对祖先的尊重和对家族爱护,使他有着更强大的奋斗动力,岂不是件好事么?这才是几千年中国人真实的文化人格,正如成功后首先感谢父母一样,如果让他首先说报君恩国恩,那多半是在演戏。

这几年来,我的家乡越来越多的人清明时节从外地回乡扫墓,客观上的原因是“小长假”在时间上创造了条件,而现代交通的发达又在空间上创造了条件,使中国人为祖先扫墓的半径扩大了许多。但根本上说,还是中国人崇拜祖先、注重家族的文化传统使然。一个个在外打拼的游子,得意或失意,坎坷或顺利,哪怕他们的口音已改变,但在祖先的坟前祭奠那一刻,会确信自己和死去的祖先进行了情感交流,确信生者得到祖先的庇佑。

而从民间习惯法的的角度来说,一年一度清明的上坟挂亲,是一种权利的重申。中国传统社会里,坟地的获得要么是购买,要么是根据先占原则占据的荒地。当一个家庭将自己逝去的亲人埋葬在某个地方时,只要没有别姓人来主张这块土地的产权,这块地就归他家了。明太祖朱元璋早年父丧后,一贫如洗的他找不到埋葬父亲的坟地,后来一位刘姓地主将一块地送给他葬父。传统社会里因祖宗坟山引起的家族械斗本质上是产权纠纷。一个坟堆不管多么简陋,多么古老,只要有子孙年年来扫墓,其他人就不敢随随便便破坏这块坟地,而这坟地的所有权当然地属于死者的后人,并一代代继承下去。

中国经过六十多年来的风雨沧桑,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已被打破,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的存在,使个人很难对某一块土地能明确地主张权利。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让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居民认可这两种产权是明晰的:即一家人的宅基地和祖坟地是他家的。一生一死,即阳宅阴宅的产权,若任意被人侵害、剥夺,那么可以说维护中国社会平衡的基本准则被打破了。

清明节那一个个坟堆上飘扬的纸幡,无言地告诉过往的人们:不管死者的后人走多远,哪怕他们的户口甚至国籍改变了,只要他们还回来挂亲上坟,这坟茔还是有主的,破坏这坟地就是赤裸裸的侵权。

经济观察网 十年砍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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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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