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南北两个大国楚与晋在鄢陵爆发大战，楚国惨败，从此失去了中原的霸主地位，不得不收敛起动辄北伐的霸气。楚国这次战败，主要是参战的公族子弟太多，不听从带兵亲征的楚王命令，将帅失和，指挥失灵。

战败后的楚国君主痛定思痛，觉得必须加强集权，解决政出多门、公族尾大不掉的痼疾。等楚康王继位后，他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决心大刀阔斧地对行政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将权力集中在君主的手中。这项改革首先要削弱令尹（相国）的权力-----楚国的令尹长期由公族子弟担任，所以他们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而是和国君一个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股东，股东担任总经理，那么很容易架空作为“董事长”的国君。

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楚康八年），当了六年令尹的子庚病逝。康王想任命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听从朋友申叔豫的劝告，知道康王不是个善茬，给他当二把手太难了，弄不好引火烧身，于是拒绝了。而且搞了场“行为艺术”。康王派人去他家探望，正是大夏天，楚地酷热。这哥们住在地下室里，穿着两层丝绸，外面还套了件皮袍子，而床周围，都放置冰块。-----这样子看上去离死不远了，楚王表示关心，再派医官去瞧病，回来报告说，这老小子看上去瘦弱，一号脉则血气正常。很显然，这是装病，楚王一想，强扭的瓜不甜，得了，换人吧。于是让公子子南做了令尹。

可这子南非常强势，门客众多，又曾于国有大功。他行事较为跋扈，不久，楚王觉得芒刺在背，心想怎么找这么个人来当相国，于是得找他的毛病。子南有一个门客名叫观起，深得子南宠爱，《春秋左传》说他“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也就是说他无功而得富贵，广大人民群众不答应。这当然是楚王讨伐他的好借口。

而子南的儿子弃疾是楚康王的御士------即贴身保镖，因为子南和楚王是一家人，用自己家族的人做近卫很正常。楚王要对人家的老爹动手，这怎么办？于是楚康王当了一把“影帝”，时不常地当着弃疾痛哭。于是弃疾问康王：“老大您对着我哭了三次，究竟啥缘故呀？”于是康王擦干眼泪说：“你要知道你爸令尹子南有不臣之心，想造反，国人强烈要求我讨伐他，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不忍心你受牵连，你干嘛不逃走？”弃疾说：“父亲将受戮，儿子怎么能逃走？而我如果将你将讨伐他的消息泄露出来，我父亲可能抗命作乱，我的罪过更大了。”------意思说，一码归一码，国君的重大决策，我绝对不会泄密。

于是，康王突然下令将令尹子南杀死，并暴尸于朝，来威慑众臣，而将子南宠爱的观起五马分尸。时在公元前551年。

按当时的律法，被处死的罪大恶极之人，要暴尸数日以示惩罚。这当然是对死者及死者家属的巨大侮辱，子南的家臣向弃疾建议，他们晚上偷偷地将尸体偷回来。弃疾说：“君臣有礼，国君会命令移走尸体的。”-----弃疾不愿意看到这些跟随父亲多年的家臣冒着违反国法的危险去偷盗尸体。三天后，依照成例，弃疾向楚康王请求移走父亲的尸体，康王答应了。弃疾便收敛了父亲的尸体并举办了葬礼。

葬礼完毕后，弃疾手下的人问他：“你将逃离楚国么？”弃疾说：“我参加了杀死父亲的行动，能逃到哪里去？”-----康王直接命令弃疾去捉拿并处死其父亲子南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他仍然是康王的近卫军官，可视为间接地参加国王诛杀子南的行动。那人又问：“那你继续替国王当差么？”弃疾回答：“背弃父亲去服务杀父的仇人，我怎能忍心的？”于是找来一根绳子，上吊而死。

对于纠结于忠与孝之间的弃疾，自杀或许是唯一的解脱方式。对于一个贵族来说，弃疾所面临人生冲突实在太巨大了。作为人子，他必须尽到孝道，侍奉杀父仇人，会承受巨大的道德谴责。但另一方面，他是楚康王信任的近卫军官，忠于自己所要保卫的国君，不但是为人臣者的义务，尤其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要求。他如果将国君的重大计划泄露，同样违背了一个贵族做人的准则。唯有一死，他才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

在春秋时期，华夏这种有血性，知廉耻，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还很多。今天在日本依然时有所闻的自杀谢罪方式，在当时的贵族中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