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晨报》约稿）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昨日闭幕了。这是一个惊蛰已过的春日，而我坐在北京东郊的书斋里，看窗外飘了一天的雪花，许多有关“两会”报道的往事不由得浮上心头。

从2000年开始，我曾经作为一家中央媒体的时政记者，连续六年参加了“两会”报道，而且都是驻会。最开始，我对“两会”的理解多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亦为能躬逢盛会感到自豪。到后来几年，心底里多了些麻木与困惑，似乎年年月月会相似。尽管换届后，代表和委员有变动，但所提的提案、议案和建议，是那样脸熟。

我记得有一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政协委员、大导演谢晋，希望他谈谈电影立法的事情，谢先生婉拒了，说这个话题我说了多少年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再说还有什么用，不说了！而采访两会记者的也陷入报道的瓶颈，报道的内容、行文的方式、采访的对象没有太多的变化，我曾打趣说自己历年所写的开幕、闭幕侧记中，天安门广场猎猎的红旗、西长安街北面盛开的玉兰出现了多次。记者们所关注的，总是那些：第一号提案或议案；议案大王；安保措施；各驻地宾馆的服务水平。等等。从第一届人大以来，一届不拉的代表申纪兰女士年年是明星。有一年某权威媒体专门发了一条新闻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人名最长的是谁。。。。。

而公众对“两会”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官方媒体几乎同质化的报道，获得的印象多半是“规格高”、“重要”这类概念性的感觉。但为何“重要”，很少有人有切实的体会。

这一切，因为网络的普及而改变。

近几年来，特别是今年，已经告别记者生涯的我，每天上网去各个门户网站或著名的BBS、博客甚至微博，满眼看去，都是有关两会的热议。这种热议，既有庄重严肃的评论，激烈的观点交锋，涉及到公民政治权利、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各个方面；也有对两会出现的一些囧人提案议案或突发性事件，不无嘲讽的“拍砖”。而在亦庄亦谐的热议背后，我看到的是真正的公民议政。代表和委员的权利和职责何在，代表委员的素养如何？议案提案的质量怎样提高？代表委员如何才能更广泛地代表民意。等等。这些问题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

因网络的开放与迅捷，委员和代表也日益感觉到一种压力。如果在数年前，代表或委员还能将这一身份看成荣誉称号，“两会”上十数日递交一两份未必经过详细调研、未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的议案提案，就能完成“履职和参政议政”的重任了。而因为有了网络，代表和委员的观点和行为，就会放在聚焦镜下，由公众审视、议论，“藏拙”和“遮羞”就几乎没有可能了。以某政协委员建议丈夫要给妻子做家务支付报酬为例，如果在网络不普及的时代，这条新闻可能就躺在某家报纸一个版面的角落里，犹如风过也。而有了网络，公众参与热议，这个提案引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深度讨论；再比如某政协委员建议关掉民间所办网吧改由政府专营，因为网络的推动，传统媒体跟进，对这一新闻进行了连续的追踪，最后有其他政协委员透露该委员自得于此议案带来的广告效益，引发公众对委员、代表的政治伦理的种种思考与讨论。

虽然网络上网民的表达方式，在一些代表和委员看来，可能觉得过于戏谑，心里会不舒服。但戏谑也罢，嘲讽也罢，其背后乃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是对广大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呼吁和保护。因为人大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那么，每年的“两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这两个会直接关系到包括广大网民在内的中国公民自身的权利，那么引起公众关注岂非自然之事？如果网民们不热议“两会”，更关注娱乐明星的八卦，那才不正常。

网民对“两会”带刺的关注，乃是中国公众权利意识被激活的一种表现。对这一现象，广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执政者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虚心听取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