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 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 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