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进城走了十八年》是一部非虚构纪实性随笔集，从作者孩童时代直写到读大学，十八年的时光，如脱手弹丸，如露如电，但并非不曾留下累累痕迹。虽说此书是随笔集，但我更愿意将它当成一部个人史来读。

 

    这是一部洋溢着质朴野趣的个人史，像牧童一样天真，像石碑一样老实，像春天的枝叶一样充满生机。

 

    他写在人民公社依旧能过得有尊严而且自己酿酒的农民外公；写自己被人戏弄将油桐花插在母牛的阴唇中，那繁花装饰的牛逼在旷野飞奔；写七个生产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矮子胖子驼子或者跛子；写毛泽东死时乡村堂屋门上家家户户的墨写宋体字；写“捡到一分钱，打倒姚文元”的儿歌；写穿军便衣的和脸圆圆爱笑的两个民办教师；写大樟树之间的坝坝电影；写八十年代邵阳黑帮，代表人民公决警察，入伙要用人头交投名状，以致不少夜间谈恋爱的青年无辜被杀；写小镇三宝，爱发嗲的中年妇女癞婆，有血性的哑巴，古惑仔的先驱太伢；写拜访一座因矿而兴旺的城市，第一次看到雄壮电厂；写江边的晨雾与晚霞，写上学路上的清亮小溪，写抒情得让人想吹口哨的遍地油菜花，写耿直如乡民的群山，写不可言说的一切故乡美景、风物、人和事。

 

   这又是一部颇具民俗学意义的个人史。他写爷爷的殡葬，落气纸、寿器、地仙选取的葬地、道士作法、入棺闭殓、转二十四孝、散花、烧屋、入葬。此后，在农村“尝新”时，爷爷总会接受他们的祭奠。他又写姐姐出嫁，一般新郎官挑着装有糕点、挂着猪肉、鱼和活鸡的皮箩而来，姐夫却找来一部东风牌大卡车接亲。新娘离家前要辞堂，拜别堂屋里的祖先灵位，再与活着的长辈一一道别。新娘上车前，还要换一双新鞋，由亲人背到车上，不沾染土气。他还写复苏的宗族意识，重修族谱，修缮祠堂，正月舞龙灯，清明祭祖宗，张扬家族声势，同时也引发宗族冲突，为了坟地、田产或水源，甚至会大规模械斗。砍柴更曾以少年之慧，“阉掉”张家族人的龙，读来全是民间传奇。

 

     这还是一部具备社会学意义的个人史。如砍柴自序所言，他这代乡下人（70后生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他们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他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他这代人，正在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在此巨变过程中，他以少年的眼光，带出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知青回城、拨乱反正、田产到户、严打运动、流行歌曲流入山乡、南下打工潮、物价闯关……直到砍柴进城多年，他才发现，自己有幸赶上中国农耕文明的尾巴，他和他的同龄人是为耕读文明唱挽歌的一代——那时候，山川、土地、田野、房屋还不等同于货币也尚未完全为权力渗透。而在城市的初期，他发现自己茫然不知所措，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这个城市，街道笔直。而我常常迷路。”

 

    职是之故，全书中怀旧氛围极其浓厚。怀旧不是病，怀旧是一种情，为曾有的美好而欢欣，为失去的美好而伤心。怀旧还是致敬，向山川田地，向习俗传统致敬。习俗是必须敬畏的东西，习俗先于一切法律，自然胜过一切艺术。习俗是我们的集体天性。天性会演变，但根基不会轻易动摇。

 

    习俗永远需要人来传承。习俗对应的是集体，而集体由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渴望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这种冲动根深蒂固，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却只在近现代才渐被认识，个人史写作也因之兴起。记述个体经历、追忆个人往事的文字，都属于个人史。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有历史。个人史是对大历史的一个反抗，也是一种补充。个人经历的小记忆，就像太阳下的一滴海水，依旧折射出太阳的全貌。尤其当个人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私人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文字，也因此拥有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白驹过隙，园柳鸣禽，每个人都来过，活过，爱过，每个人对自己小记忆的书写，也都有穿透大时代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看到穿透大时代的小记忆，如果你愿意从城市中国回到乡土中国，哪怕只是回到往昔的乡土中国，哪怕只是去那儿看一看、停一停、叹一叹，十年砍柴《进城走了十八年》这本书就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