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于1971年的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湖南人，曾以《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等历史写作闻名。现居北京。

  《进城走了十八年》是十年砍柴最新出版的自传，写了十八岁之前在湖南邵阳农村的生活经历。十八岁那年，高复了一年的十年砍柴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当农民的命运。这条走了十八年的进城路，也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人生路。用十年砍柴的话说，“我们是唱着农耕文化的挽歌进城的”，在这一代人身后，是日渐消亡的传统农耕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群数目庞大的游子，大规模地始于1970年代。现在，中国的“70后”已跨入四十不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自觉是告别农耕传统的第一代人，以及见证传统的最后一代。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本自传承载了人到中年的浓烈乡愁。它展现的是：一个乡下孩子是如何长大，又是如何别离故土，浸泡在城市生活中，直至家乡成为一个怀念的词汇。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十年砍柴说，我或许触动了我们这代人心中的某一根弦。

             我常有一个念头，对面那个人他的故乡在哪里

  快报：最初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是一种有意识的打捞记忆吗？

  十年砍柴：和《闲看水浒》一样，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写出一部厚厚的、能出版的著作，而是强烈的“有话要说”。居京快二十年了，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模糊。无论是应酬的酒桌上，还是写字楼里，或是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里，我碰到许多的同龄人并不是在这个超大城市长大，历史的大手把我们扒拉到一个城市，过着看起来差不多的生活。我常有一个念头，对面的那个人，他的故乡在哪里，他的童年、少年是怎样度过的？

  我于是想，如果把我进城前那些记忆写出来，或许有点意思。一部分篇章在自己博客上发表后，没想到引起许多同龄的人共鸣，他们一再鼓励我写下去。我想大概自己的写作不仅仅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或许触动了我们这代人心中某一根弦。

  快报：你的个人记忆展现了一段湖南农村的变迁史，可以将之解读为“最后的耕读文明”，如何去定义和面对这“最后”二字？

  十年砍柴：现在中国基本上是个城市化的社会了，乡村里青壮年几乎全部进城，那种层次分明、活力充沛的社会生态不存在了。乡村几乎是城市生活的附属，经济上靠在城里打工的青中年寄钱回来支撑，文化上因电视的普及，传统文化娱乐形式以很快的速度消亡；二十年前还很平常的一些民俗活动和匠人的记忆，已经比较难寻觅了。所以我说，我们是最后一代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中长大的人。

  我们在聚族而居的乡村秩序中长大，人生的启蒙是乡村的道德伦理教育，过着和父亲、祖父差不多的生活，点油灯、干农活、步行去外婆家。可我们进城后，生活方式一下子和世界接轨，衣食住行皆是如此。短短的二三十年浓缩了西方社会二三百年的社会进程。现在的乡村孩子，他们即使户口在农村，不论跟随父母进城上学，还是随祖父母留守乡下，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生活的“山寨版”，整个农耕社会从生产、人际交往、文化生活，已经没有多少传统农耕文化的痕迹了。所以说，我们是唱着农耕文化挽歌进城的。

             农民缺少话语权，这本小书算是记录一点片段

  快报：这本书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变革中国神韵的描绘，抓得很准，那就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变迁中几乎不值一提，但你在书中也写了无数个具体的过眼云烟似的人物，比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参与械斗而死的少年“游侠”。从另一个角度，这本书的味道像极了贾樟柯的电影。

  十年砍柴：关于个人命运和大时代的关系，是一个永远值得关注的命题。前几天，在一个视频访谈中我说，诚然乱世也有张作霖这样的草莽英雄受招安当大官，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时代所应有的小人物奋斗“奇迹”。一个时代有没有生机和希望，主要看“小人物”的成功是不是通过公平的竞争、公正的制度，是不是具有普遍性。而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尽管城乡壁垒甚大，但寒门子弟上升的渠道总体说来是通畅的。这和结束“极左”时期的非正常状态、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活力、制度趋于公正是分不开的。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个体的悲剧。尤其在大变革的时代，种种小人物的悲剧让人无奈而悲怆。比如我在这本书里提到我的舅爷爷和表姑，一对倔强父女因为争吵而相继服毒自杀。再比如，那个有英武之气但走上歧路而被仇家杀死的“游侠”。乡下人只能将之归结为宿命的东西，但撇开这类偶然性的分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大时代的漩涡中，许多小人物必然的结局，因贫穷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缺乏保障，权利受到伤害缺乏救济渠道……这类悲剧不发生在这人身上，就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快报：这种个体对乡村的真实回忆，是否在当下中国有集体失语之虞？

  十年砍柴：或许我这样的写作在过去中国的历史写作传统中不太多，至少不受重视，所以看起来才有一点文本价值。写完了，有人愿意出版，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有一次和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聊天，他说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帝国，可是话语权不归他们掌握，二十四史这类官修历史自然是帝王将相、文豪节妇的传记，一些士大夫的笔记也很少关注农民的生活状态。

  雷颐说他当过知青，可是叙说上山下乡那段历史，绝大多数是回城后的知青在述说，而接纳他们、人数更为庞大的农民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仅仅在乡村呆了十八年，而且是不谙世事的童年和少年，并不能像成年人那样对乡村生活有深刻的体察，但是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那段记忆写出来，让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事形诸文字。

  快报：让我深以为然的是，你在个人回忆中有深厚的情感，但并不情绪化。特别是经常横插一笔的对时代巨象的点评，是官史中万万见不到的，如写上世纪80年代初的集市，“因为是自发形成的，没人管理，但政府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管理的机会，很快有了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以及派出所所组建的联防队，乡政府的干部就在那时候开始急剧膨胀”。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已经超出了普通回忆录的范畴，多了个人史记的味道。

   十年砍柴：乡村当然不是牧歌，不是田园诗，真正在里面生活的人，不可能像远观者那样写出牧歌的美，处处有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悲剧。但这种平常苦难，几千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承受着。

  书中一些细节能看出乡下人因为有常识，所以对宏观大历史反而有精准的看法和评判。比如他们不沿袭官方说法以“三年自然灾害”来命名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饿，而是说“过苦日子”“过低标准”，朴实而中性。再比如他们对公权力的认识，决不会因时代的不一样而有“父母官”“人民公仆”的差别，而是认准所有当官的都是管小老百姓的，民不与官斗。对权力的掌握者——不论名号如何变化，他们永远是艳羡而敬畏。如前面所说，他们没有话语权，很难形成文字流传下来。我这本小书，算是记录一点点片段。

                   大变革的时代，小人物的悲剧让人无奈而悲怆

  快报：我对书中贡献的一些稀缺史料很感兴趣，比如文革时还出现过国歌的“变脸版本”，大跃进时期的白话诗歌等。这些现在看起来很荒诞的历史，好像已经退出很多人的记忆了。你的记述应该说很有必要。

  十年砍柴：其实，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赛诗，打倒“四人帮”时的儿歌，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集体填词”的国歌，以及当时领导人的题词和指示，曾经在这个大国风靡一时，影响到几乎每一个角落。但是才几十年，有如风过也，似乎一切都不存在，这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因素。我在想，难道一定要等多年后，某个机构修史才来涉及这些历史上的人与事？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我觉得每一个对过去有记忆的人，都有责任记录下来，小人物的记忆，汇聚在一起，呈现的就会是真实的、全方面的时代真相。

          我对北京这座城市，是从排斥、惶惑，再到获得一种安宁感

  快报：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背井离乡的游子，他们跟家乡最紧密的联系就是乡音了。而他们的下一代，或许将真正成为没有方言的人。不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活中还会讲湖南话吗？

  十年砍柴：我曾对乡愁和乡恋给出了两个最有标识性的符号：地方小吃和方言。一个人远游他乡，最能勾起他思乡之情的往往是乡味和乡音。晋代的张翰辞官归故里，理由是思念故乡的莼菜和鲈鱼；唐代的贺知章回绍兴，感慨是“乡音无改鬓毛衰”。我刚来北京，有一次上公共汽车时，听到前面有两个人用我老家地道的方言交谈，感觉特别亲切，马上走近搭讪，三人聊了一路。

  我的朋友古清生曾出过一本写各地美食的书《左煨汤右烧烤》，我在书评《藏在味蕾中的乡愁》中说：“最地道的菜往往是寂寂无名的村妇，用最土的办法烹制出来的，一旦经过加工，流传登大雅之堂后，必然失去那种乡土的味道，正如采风者采集的民歌晋京演出后，那种狂野的美总被雅致代替一样。”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乡味和乡音都面临这种窘境。在北京能吃到各地小吃，但都是改良的，甚至是串味的。而电视的普及和人员交流的频繁，普通话的推广成绩卓然，各类方言式微。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没有地道的乡味和乡音，所谓的乡愁更是难以排遣，到了我们下一代，可能乡味和乡音就根本不存在了。那么，何处是故乡，何处又是他乡？恐怕区别不大。

  快报：你在北京生活了快二十年，你对这座城市的情感，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变迁？

  十年砍柴：我对北京这座城市，是从排斥、惶惑，再到获得一种安宁感。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当年那种‘迷路’的感觉不复存在了，我真正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城市，无论我出差到何地，哪怕回湖南老家，待的时间只要超过一周，我就强烈地想念北京。不管什么季节回京，一旦踏上北京的土地，闻到沙尘暴刚过的土腥味，或者是夏日的槐花香，初秋沁人心脾的青草味，或者冬天晚上感受到凛冽的北风抽打到脸上，我的心立刻安宁了。”

  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即使回去了，也是物是人非，“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故乡，只能在梦中，在思念中存在。我们这代离乡进城的农家子弟，注定是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一群无法回乡的游子：长于乡村，在都市中打拼，并在都市中老去并死去——这是给农耕文明唱挽歌一代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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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