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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据媒体报道,本山集团的刘老根会馆被指破坏文物。文保人士举报其所占用的四合院中,有一个为不可移动文物“晋翼会馆”,被改造成最低消费18万元的私人会所,且怀疑在装修中被改变原貌。

  该新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北京市东城区文物部门以“会馆只是加盖了罩棚,没有动文物本体”回复举报者。那么意味着,该区文保部门对赵本山的企业租借这个院子并进行改造是知情的,且对改造的具体情况是了解的。既如此,为了更好地回复举报者和社会的质疑,何不敞开大门,让独立的文物保护人士和媒体进去考察并评估?——既然是文物,这可是国家财产,它的保护状况事涉公共利益,法律上说不是赵家私宅,没有理由拒绝公众的调查。若东城文保部门和赵本山的企业继续遮遮掩掩,大门紧闭,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的猫腻了。

  “晋翼会馆”被有钱人圈进私人“领地”,很典型地暴露出当下文物保护乃至环境保护的窘境:负有看管之责的管理部门,在法律上并不拥有产权,而拥有产权者却往往不是指向明确的自然人或法人。“主人”被虚化了,而看管者的权力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看管者就会有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冲动,看管对象很可能沦为公共牧地。若权力运行不透明,权力得不到有效地制约与监督,这公共牧地被沙化的可能性就更大。

  由陈凯歌任总导演的实景神话剧《希夷之大理——望夫云》在今年首演的时候被公众质疑破坏大理古城环境,这不仅是由于陈大导演有导演《无极》时破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环境的“前科”,也是因为公众对负有管理之责的当地有关部门无法予以信任。即使大理市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出面替陈凯歌澄清,称北水库成为该剧演出场地后,不仅没有破坏环境,就连此前存在的环保隐患和社会治安隐患也都将“迎刃而解”,公众还是无法释疑。因为这场耗资甚巨的“大戏”中,当地管理部门已不再是中立者,而是与陈凯歌等创作、演出方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利益相关方。假如真的对环境有破坏性影响,带来的损害由公众来承担,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如增加的旅游收入则大都是景区管理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直接受益了。——这和刘老根会馆圈了“晋翼会馆”是一样的逻辑。

  应当说,相较于中国古代,今天对文物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应该大得多,不但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而且有专门的职能部门。但蹊跷的是,有些逃过战火、自然灾害的古建筑却毁在这二十余年。可仔细一想,却又不奇怪。在那时候,多数建筑物的产权是明确的。一个住过王公贵族的老宅子,因家族败落,可能会卖给盐商之类的暴发户;暴发户买了后,也可能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改造。一些有文化含量的建筑虽然也可能会遭到破坏,但世上败家子毕竟有限,总有一些产权明确的老宅会被一代代传下去加以保存。而且即使卖给暴发户,在古代升平时期的文化氛围里,不少暴发户还会征求懂行的清客们的意见。——他们买有文化品位的老宅子,尽管是附庸风雅之举,但不少的附庸风雅之举还真有点品位。

  在欧洲一些地方,一些古堡的财产属性和文化属性是分置的。贵族后裔可能对某一个古堡拥有产权,但这个古堡因为历史悠久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政府文保部门又依法对其实行保护。如此,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一般人不会轻易糟蹋自己的东西;而法律的健全和政府的管理到位又等于加了一个“保险锁”,防止短视愚昧的主人胡乱改造。

  如果一个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其产权既不属于明确自然人和法人,而属于单个人很难主张权力的广大人民——实质上就是产权空置,而负有管理责任的公权力部门,又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这等于两头不靠。那么看管者损公自肥就相当的方便,而受到追究的风险又很小。——这或许是近年来一些文物以及自然环境屡屡“受伤”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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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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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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