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

  顺利进城并不能自然地

  解决身份定位的困惑

    北京晚报记者：您的新作《进城走了十八年》不同于以前广为人知的犀利的时评、历史随笔类文章，书写了上世纪70年代的南方山村，用少年的眼看中国乡村巨大的变化：知青回城、人民公社的解体、高考恢复、传统民俗的回归、琼瑶小说邓丽君歌曲流入山乡、南下打工潮的开始、乡民对财富的欲望被激发、耕读文化的消失……创作缘起是什么呢？您希望向读者倾诉什么？您认为成长于农耕文化尾巴的一代有什么特点？

  十年砍柴：这本书出版后，不止一个读者反馈，说十年砍柴怎么也开始写这么温情的东西呀？其实，写时评、历史随笔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表达对公共事务和文化建设的意见，或者说是为了尽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一点社会责任。而写本书，这个角色退位了，完全是一个乡村生活18年，然后在城市定居的人在回忆往事，做一种情感表达。这本书缘起于在城市里走了20来年的一种困惑。应该说，在城里生活这么久了，生活条件尚可，取得了一点点成就，可以说融于这个城市了。可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灯下，忘却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少年一幕幕往事涌现出来。自己觉得有些困惑：我真的是城里人么？我常做的两个梦或许能说明这种困惑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一个梦是我光着脚牵着陪伴我6年的一头牛在田埂上吃草，脚被露水打湿；另一个梦是在高考考场里，数学试卷上一道题都答不上来，可我明明知道自己大学早就毕业进了城，可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

  有人说常重复的梦境，说明一个人体内有某种解不开的情结或密码。这两个梦可以说浓缩了我少年时最重要的事：艰苦的农活和艰难的高考，通过后者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前者。但顺利进城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不能自然地解决身份定位的困惑。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平静地讲出来，为那个中国社会大变迁时期留一份私人化的文本。没什么“微言大义”的想法。也许因为真实而平常的经历，容易引起一些读者特别是同龄人的共鸣。

  我们这代生活在农耕文化尾巴的进城者，三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数百年的社会进程。因此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恐怕是社会的快速变化，有时快到希望停下来歇一会观察一下都不敢，生怕被时代淘汰了。普遍有“时不我待”的焦虑。

  深思

  我们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存留的乡村社会应该什么样？

  晚报：从您书中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传统乡村在凋敝，年轻一代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以各种方式进入大小城市，您表达了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运，也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和困惑。为什么呢？

  十年砍柴：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随着大批乡下青壮年进城，熟人社会正在解体甚至消失。我们当然要接受这个现实。中国和外国相比，城市积聚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信息，能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对多数年轻人来说，能在城市中站住脚，争取生存的空间，确实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并不能代替所有精神层面的需要，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有些美好的东西，在城市化的洪流中，被人为地消灭了。

  我觉得足以引起全社会深思的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我们还存留的乡村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不是农民不住平房全部上楼，乡村成为山寨版城市，就是幸福，就是进步？从经济和信息传播层面来说，你可以说相比较城市，乡村是落后的。但乡村文化并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比如说进城的民工，在不能获得体制化保障（公正的法律以及健全的教育、劳动保护、养老制度）时，同宗、同乡之间的照顾、帮助就显得可贵了。再比如，乡村人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一种建设和谐小环境的理念，如何能移植到城市的小区，是个大课题。韩剧为什么吸引中国观众，原因是亲切，作为传统大中华文明圈的一部分，韩国早就高度城市化了，可是你看韩剧中首尔等大都市，邻里、家庭、亲戚、同事、朋友之间的交往，尚有浓浓的传统味道。最为可悲的是：过去的乡村不存在了，而现代的都市只有建筑的气派和奢华，没什么人情味。——这就是两头不靠了。

  未来

  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需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晚报：作为70后，作为用了十八年时间成功融入大城市的你，无疑是幸运的。当时大学还没有扩招，依然是精英教育，农村、小城市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只要考上大学，意味着上升通道的打开。我比你晚两年毕业，我记得那时候班上一半以上都是农村学生，城市学生也是小县城居多，贫富相距也不是太远，大学毕业后虽然有背景的学生分配不成问题，可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同学一样能凭个人能力考上公务员、进入大企业。但是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网络和媒体上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农村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再难改变、中国需要一场平权运动等等。您对此怎么看？

  十年砍柴：我毕业的兰州大学，在我上学时，6到7成是农村来的，剩下的差不多一大半来自小县城。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子弟的重点高校”，今天，在同类大学中，兰大的农家子弟比例仍然是比较高的，但纵向比，比我们那时候下降了许多。

  可以说：和我成长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今天“贫困的代际传递”更明显了。现在农村的孩子，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父母进城读书，生活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了，但他们在求学、求职时面临的竞争环境确实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公平。那时候高考虽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一旦凭本事考上，会改变自己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可大学扩招后，农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释了，几乎高中毕业都能上大学，而且学费昂贵。农村孩子即使考上重点大学又怎样？到找工作时是“拼爹”，看谁的家庭更有社会关系。农民是现实的，这几年我们家乡“读书无用论”又起来了，这是大背景决定的。如果晚生十年，很难说我会有这点小成就。

  我们再假设一下，晚清时期的举人、进士录取额成十倍、几十倍扩充，和曾国藩一起中进士的许多人是朝廷大佬和封疆大吏的子孙，这个湖南湘乡县的农家子弟即使中了进士依然要坐冷板凳，官场职位都让豪门子弟捷足先登，曾国藩还会有以后的功业吗？没有机会出头，即使有一个功名。恐怕心情和科举场上惨遭败绩的洪秀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社会的公平问题不解决，主要以农家孩子为主的寒门子弟“没有春天”，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长此以往，最终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