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这得拜评书、戏曲这类民间文艺的强大传播力之所赐。关于伍子胥的故事，从古至今，各地流传的评书、大鼓词、戏曲和民间故事不知凡几。

有关伍子胥的故事，最早的记录应为《春秋左传》，而《史记》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为精彩生动的演绎。《左传》所载比《史记》简略一些，但基本故事情节是相同的。伍子胥（员）的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子建的师傅，卷入了该国最重要的政治漩涡-----王位继承的斗争中，伍奢及其长子伍尚因楚平王听信谗言，被杀掉。伍子胥连夜逃亡，辗转数国最终逃到了吴国。吴国和楚国都是春秋后期崛起的南方强国，同处长江流域，征战不已，可谓是世仇。楚国相比吴国来说，政治、经济、文化上更为发达，才干过人的伍子胥到了吴国后，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报伐楚，攻入楚国的都城郢。其时杀其父兄的楚平王已死，继位的楚昭王逃亡到楚国西部郧一带的原始森林里。为了泄愤，伍子胥将平王的墓掘开，鞭尸三百。他以前在楚国的朋友、后入秦乞师光复楚国的申包胥指责他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伍子胥的回答是：“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这一回答揭示了血亲复仇时代的一种残酷：为了复仇可以不管寻常人伦。那么也就是说，为亲人复仇，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人生目标。

关于伍子胥是否鞭尸，历代世家聚讼不已。《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打了胜仗，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之弟）与第三号人物子山（阖庐之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起了内讧。而对“引狼入室”的伍子胥是否鞭尸，不着一字，以《左传》的谨严，若有此等大事，不可能不带上一笔。《史记》加上鞭尸泄愤这一幕，故事显得更为跌宕起伏，也更符合中国普通百姓快意恩仇的审美趣味。

后世一些人最苛责伍子胥的倒不是他鞭尸----因为在春秋后至今的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没少见挫骨扬灰的事情，而是认为他“叛国”，带领敌国的部队侵略祖国，而且占领了国都。依据现在网络上一些爱国青年的调调，伍子胥算是不择不扣的“楚奸”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此种“背叛”却能得到列国高层人士的同情之理解。为什么呢？原因乃是那时候的“家”“国”的概念以及二者的关系，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时期甚至中国秦汉以后帝国时期，差距甚大，以今人之理念去衡量古人，那就是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的一种谬误了。

周王朝是以“替天行道”的名义，集合了一大帮小国家组成联合国军，灭了商纣，在政治架构上、政治伦理上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王朝---周，这一王朝的合法性来源于“天道”“天命”，而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则是“层层转包”“分层权利义务” 明确的“封建制”。周天子对天下并没有绝对的领导权，他只是“共主”，在所分封的众多诸侯国里面，内政是独立的，诸侯国只要尽到了朝贡、勤王等义务，周王不能干涉其内政。-----齐桓公要征伐楚国，理由便是楚国没有对周王室履行“贡包茅”的义务。而在一个诸侯国内，国君对卿、大夫亦有封地，这些高级官员的封地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他对国君也要相应的义务。贵族处在家、国、天下这一序列中，其中“家”是最重要的，当时的“家”并非现代的小家庭，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一个大家族，实际上是个“小国”；而“天下”，更恰当地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天下”之内的各国，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奉周天子为共主，则是华夏，否则就是蛮夷。

在“家”这个“小共同体”和“天下”这个“大共同体”之间，“国”并非是最重要的“共同体”。卿、大夫和国君之间，虽然地位不平等，但相互之间有着相对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这种“礼”和“忠”近似一种契约，不能单方面强调臣子的“忠”。如此，当君对臣不能以“礼”待之，甚至当楚平王这样的昏君，杀死忠心耿耿教导太子的忠臣伍奢，怎么能单向度地强调臣子的“忠”呢？

对伍子胥的家族来说，楚国以及楚王并非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弃的国与君，对其忠诚是因为楚国容纳了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家族在楚国获得地位与荣耀。而当楚王无道，首先破坏“家”与“国”之间的契约时，伍子胥逃亡到他国，借吴国的军队来报仇，并非是“叛国”，而是对楚王背约的惩罚。孟子也说过：“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雠。”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在本国受到迫害，逃到他国避祸甚至借兵复仇的例子并不少见。孔子的先祖亦是从宋国逃到鲁国的，而陈国的陈完逃到齐国后繁衍数代，其后裔取代了姜姓成了齐国的国君。虽桀纣之君，臣子也必须忠于他，这是后世一些暴君及伪儒强调的理念，伍子胥那个时代并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