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80后副厅官员张辉饱受争议后， 山东在提拔年轻官员上，最近又来了一次大手笔：该省新泰市一次就提拔6名80后副局级领导，其中最年轻的王然才23岁，大学毕业后一年的见习期刚满。（《重庆商报》报道）   当地组织人事部门一方面声言这次任命符合有关规定，这些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另一方面在对记者要求详细介绍他们的成绩时，却道“不好说”。和80后副厅张辉、29岁的市长周森锋一样，这些年轻的新晋官员不但遭遇公众的广泛质疑，而且也引发网友的“人肉搜索”，而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自然是“人肉搜索”的重点。据有网友透露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称：王然乃该市组织部某负责人的儿媳妇。这消息不论真假，它反应了公众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合理推测：升官，更多凭的是靠山，而建立在血缘和姻亲上的靠山在人情社会里则是最硬最可靠的。

当然，反对这种推测的人可以举许多例子来证明寒门子弟也能在官场上脱颖而出，但正如在29岁市长周森锋进入公众视野后，我曾撰文分析其倍受质疑的原因：他既不是凭战场上打出来的战功，又不是凭科举场上考出来的成绩，更不是凭选票得此重要职位，而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单凭有关部门解释其“政绩突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以山东新泰市此次提拔为例， 23岁年轻人提拔为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25岁的医科毕业的人提拔为法院副院长，即使组织人事部门找出一千条甚至一万条理由，如何证明在和平时期短短一年多或两、三年的工作经历，有什么让公众、让同僚信服的“工作业绩”？

打着“大胆使用年轻干部”的幌子，而行各大门阀瓜分地方政治权力之实，是当下值得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治权力版图告别了前几十年因运动不断的折腾而趋向稳定，但由于目前中国即非是古代官员任命大权集中于朝廷吏部那种模式，也非西方一些国家定期政党竞选的模式，这种地方政治权力版图稳定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门阀化。一些家族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占据地方权力的各个重要部门，即使老一代退出江湖，也通过运作让自己的子侄辈或者秘书承继权力的接力棒，从而继续保持本家族的利益。刚刚被判死缓安徽省“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在阜阳就是这种门阀大族，其家族成员在阜阳当官者众，父子两代有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

而大学扩招以后，客观上给地方政治权力门阀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当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时，贫寒子弟可以凭考试成绩占据更为公平的人生起点，一大批官宦子弟被高考淘汰，而要经过当兵或上电大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已在时间上落后了好几拍。而由于扩招，“官二代”和“富二代”几乎都能进入大学，甭管这个大学教育的质量如何，人家取得一纸文凭，就比你北大、清华毕业的贫寒子弟更有优势。-----23岁的副局长王然不是毕业某不知名的学院么？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权力门阀化，不但在整个大范围的社会层面伤害公平，使贫寒子弟的出头机会减少；即使在当地官场这种小范围内也是对公平的伤害。有人替新泰此举辩解说，当地的副局只是副科级。干部选拔公平与否，与提拔干部的级别并没必然的联系，这和分财产一样，万贯家私和一堆破铜烂铁，一样需要公平。要知道，在一个县级市，许多干部兢兢业业干一辈子也就到副科级。许多基层官员人到中年就陷于“天花板”的困境，因为向上升的机会实在太少。而一大帮人的“天花板”困境与几位新晋的少年得志相对比，将会在官场内部引起何种影响呢？大范围的公平有人可以不管，连小范围也没有公平了，那么靠谁来维持地方权力的平稳运行？

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捐助》，被人指责格调低下，有侮辱寡妇这种弱势人群的嫌疑。我对这个小品倒有另一番联想：就算寡妇的儿子得到捐助完成学业，他又能找到何种工作呢？即使他品学兼优，难道会有王然这6位年轻副局的运气？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姓毕的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