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给《 中国青年》撰写的一篇旧稿）

2011年4月21日，谷雨刚过，北京城飘着小雨。天安门地区这个中国心脏地带如往常一样繁华而有序，然而几个有心人发现，矗立在国家博物馆北侧不到一百天的孔子像被搬离了。有人将此事发上微博，立刻在网络引起一场热议，就如几个月前孔子像被立在该处一样。

有关部门对此解释说，孔子像只是换个地方，从户外移到馆内。如果是一个人而不是塑像，让他搬进华屋豪庭，不必在露天栉风沐雨，那是善待他。而对塑像来说，立在户外显然是为了传达某种价值观或审美观。塑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孔子塑像是符号，而被古代帝王追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孔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凝聚着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符号。考诸历史，历代官方对孔子的态度，可视为当时执政者对本民族文化持何种态度最精确的指标。而中华文化影响域外，孔子常被当作首选的形象代言人。可以说，孔子就是中华文化的“标签”。

秦汉以后中华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文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日本、越南、韩国亦属于儒家文化圈，“万国衣冠拜旒冕”的盛况出现，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各国艳羡或畏惧中华帝国的强大与富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天朝上国文化的尊崇。唐代有异国王子宁愿舍弃王位也要留在长安度过一生；明代的朝鲜和越南全盘拷贝了中国人的祭孔典礼和科举制度；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者伏尔泰评价孔子说：“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孔子在他死后享受的荣耀是因为他的标签作用，而受到的侮辱和批判亦是因为标签作用。当清末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华大门后，外国商品裹挟着欧风美雨涌进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和自卑，孔子又成为替罪羊。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是如此，“文革”时“破四旧”“批孔”亦是如此。

而今，当中国因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硬实力”增强的同时也让一些政治人物或文化学者有着“文化软实力”不匹配的焦虑。孔子，又成为欲重塑中华文化的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张“名片”，看一看政府花巨资打造、在全球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便可知道。

某个家族有钱或有权后，其要改换门庭、提升家族文化品位的欲望总是十分强烈，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但经济硬实力的增强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总有着相当的时间差，就如一个富起来的家族，其子弟的教养并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提升。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这个现象已经存在。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圣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礼仪之邦鲁国长大。当时最为强大的诸侯国是南面的后起之秀楚国和北面的晋国。楚国地域辽阔、国力强盛，于是乎有“带甲百万，问鼎中原”的野心，作为慰劳楚国的使臣、周王朝的王孙满对楚子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令楚王汗颜（鲁宣公五年）。王孙满的话委婉地告诉楚子，周王室的合法性仍在，作为文化落后国家，楚国仅靠武力是不足代替周室成为天下共主的。

鲁国在春秋时期，以国力衡量，处在二流甚至三流，却一直能得到列国的尊重，原因无他，鲁国具有列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鲁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殷商之际，是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巨大变迁时期，夏、商因为年代久远，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其制度、文化影响衰微，而对后期中国影响巨大的，乃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创制的典章制度，周公在孔子以及后世儒生心中，是一个兼文化导师和政治领袖为一身的圣人，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襄公四年，鲁国派使臣穆叔入晋，名义上是对三年前鲁襄公即位时晋国派使臣道贺的回礼，事实上当时长期受到齐国欺压的鲁国，不得不投靠当时的超级大国、同是周武王之后的晋国。晋国国君令乐工奏乐招待。先奏《肆夏》（其辞今已亡）三章，穆叔没有按照通行的礼节回拜；乐工然后歌唱《文王》之三（《诗经·大雅》），穆叔又不回拜；接下来乐工歌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每演奏一曲，穆叔恭恭敬敬地回拜一次。鲁国的重臣韩厥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知道来自礼仪之邦的鲁国使臣选择性回拜，一定有原因，于是派人去驿馆问穆叔。穆叔回答说，《肆夏》之三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我一个使臣哪担当得起？《文王》是两国君主相见时的乐章，同样我不敢僭越。而《鹿鸣》是贵国君王对我国表示友好之意（中间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句），我哪敢不回拜？《四牡》是贵国君主慰劳使臣的，我哪敢不再次回拜？《皇皇者华》中有国君教导使臣“必谘于周”，即要向忠信之人咨询。臣听说：“访问于善者为咨，向亲近之人咨问为询，咨询礼法为度，咨询政事为诹，咨询疑难问题为谋。臣一下子获得五项善待，当然要重重回拜。”可见，忙于打仗的晋国早就乱了礼乐，搞不清奏乐的程序、规矩，只能随便找几个曲子来演奏，所以才闹出用《肆夏》《文王》招待他国使臣的笑话，后来三个曲目纯粹是瞎猫抓死耗子，碰对了。作为弱国的使臣穆叔，不得不委婉地给大国上了一堂礼乐课，同为周室后裔，把周室的礼法忘记到这种地步，晋国君臣的羞愧可想而知。

孔子一生以做周公的继承者为志业，其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恢复周公之礼，也可以说在宣扬了鲁国的软实力。

国力强盛未必其文化一定先进，一定能得到列国尊重，不仅在中国春秋如此，考诸世界近代史也是一样。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强国，但在欧洲人眼里，他只是一个暴发户，其文化是粗鄙的。但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富足、稳定能够持续相当的时间，那么其文化的软实力经过培植，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今天，欧洲除了少数食古不化者外，还有谁敢轻视美国的文化影响力？诸国学子纷纷奔赴美国留学，美国通过新闻、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几乎是无远弗届。中国历史上，秦以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一匡天下，但未能征服六国旧贵族之心，二世而亡。代替它的汉朝在继承其政治构架的基础上，完备了郡县天下的帝制。汉朝经过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终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汉和唐，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文化的软实力强于其煊赫的国力。而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文化影响，从来不搞武力推销那一套，而是润物无声的“教化”。东亚诸国曾因心悦诚服而接受孔子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立国之本。

文化有“制度性文化”和“非制度性文化”之说，二者有区别但难以截然分开。没有社会生活层面具有审美价值的非制度文化的影响，强行靠武力推广其制度性文化，必然失败。如元蒙、满清入主中原，作为文化落后的征服者，其部落制度和八旗制度很难广泛地行诸汉地，相反，其在政治制度上以及文化、教育上全面“汉化”。但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制度性文化”层面毫无影响，甚至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其非制度性文化也很难说有什么世界性影响，在外人眼里往往会沦为猎奇的对象。如清末民初，中国积弱积贫，所谓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许多洋人眼里，几乎是唐诗宋词、京剧和弓鞋、鸦片枪没什么区别，都属于“中国文化”。

一种文化要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其必须保有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当周室实力不济、空有“共主”名号时，而保持周室礼乐制度的鲁国也衰弱了，无可避免就会出现“礼崩乐坏”。而当鸦片战争后，较之西方诸国，中华帝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已落下风，其文化影响力就急剧衰退，不用说东亚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诸国，先后“西化”，日本更是明确提出“脱亚入欧”，其“脱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抛弃掉曾来自中国的旧的制度性文化。同样，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经济上富裕了，也不可能短时间创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对今日中国来说，在GDP持续增长的同时，要对世界有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在文化上得到他国人的尊重，尤为艰难。因为我们的知识精英或官方，在上世纪有两次主动撕下“孔子”这个标签，属于传统文化的“旧朝礼仪”已经被当成落后文化被抛弃了，而在制度性文化方面，以上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先后师法欧美与苏俄，这些都是异国之“典章制度”。

今日所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包括“文化复兴”。可向前看，文化传统何在？向后看，在制度层面追求的“中国特色”在本国之外，又能产生何种影响力？这些，都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孔子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标签，有其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