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汉字评选，是这些年一件时髦的事情，最早始于1995年日本汉字检定协会的“今年的汉字”评选。

大千世界，一年365天里，可观可叹可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一字一词形容之，难度不小，能评选出来的汉字，一定有其精准的时代元素。中国上古时期讲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作用，而现代的年度汉字评选结果，可以说最大程度地凝练了“兴观群怨”，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这个汉字凝结民意民情也无不可。

“汉字盘点2009”网络征集的年度字、词于2月6日出炉，“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第一。我以为这种结果精确地表达了网友，进而可说相当程度表达了民众对当下情势的情绪。“被自杀”、“被加薪”、“被就业”、“被幸福”这类词在过去的一年耳熟能详，其背后的社会情绪乃是公众对自身权利被人代理的不满与愤怒，自己却不能正正堂堂地反对这种强行代理行为，于是只能无奈地用一“被”字以蔽之。这个第一字“被”与第一词“民生”实在太有关联性。“被时代”显现公众对民权的呼吁与焦虑，而民权不彰，那么民生只能是被赐予，民众很难得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被人予取予夺的民生是不靠谱的。

生活在“被时代”，心中难免有一点沮丧。但我更多的是欣喜与希望，因为意识到“被时代”，说明多数人的民权意识已被激活，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命运中而浑然不知，或者泰然处之，“被”字作为一个年度标签被提出，正是普遍的民权意识觉醒的标志。

我们回头看一看，中国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过“被”的状态，而进入“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权利我主张”的“我”时代？

钱穆先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抱有温情脉脉的认同与尊重，以这种态度来研究历史未尝不可，因为时代总有其局限，不能以今日之眼光来要求古人，但若以历史研究的态度来代替价值判断就谬之千里了。比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很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生活状态，比起人民公社或现代化企业，古代的农民确实更能安排自己每天的作息。可这种“自由”并非法律层面的自由，即非获得主张自己权利的自由，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官员或是百姓，不得不依附于一个个共同体。这种依附是身份上的依附，不是现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中，通过契约构成的相互依存。身份上的依附是不平等的，契约基础上相互依存是平等的，订约的双方没有谁比谁大，哪怕一方是穷光蛋一方是百万富翁。

在传统中国，中国人几乎就是在“被时代”中度过一生，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好像如此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出生后，就被捆绑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三纲五常即是“被时代”的宪法性纲领。不但未成年时，一个人的命运会被长辈安排，即使成年了，你的婚姻，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生安全，都要被父亲等长辈安排，这一点我们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家》，就深有体会。中国人很熟悉的寓言《愚公移山》中，那位要把挡路的大山挖掉搬走的愚公，自作主张安排他数代没有出生的子孙的命运，要求无穷尽的子子孙孙来挑土移山。而一个人在社会上，亦是如此，老百姓不可能用选票来选择政权，他只能接受“被”的命运，哪个人在权力争夺中赢得了江山，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不必亿兆臣民表态，自己就代表老天向他们行使统治权，臣民们只有希望出明君贤臣的权利，渴望轻徭薄赋。就如一个有暴力撑腰的物业公司硬要“服务”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很难和他平等的博弈，只希望他的服务稍微好一点，价格不要贵得离谱。这样的情形下，业主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比如年底小区联欢会上，物业公司自我表扬他们是多么的心系业主，服务质量是多么的优良。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命运被安排、权利被代理的状态极度不正常，与现代文明规则格格不入时，这就是伟大的进步。意识到“被”的荒谬，便是摆脱“被”命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