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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汉字评选,是这些年一件时髦的事情,最早始于1995年日本汉字检定协会的“今年的汉字”评选。

大千世界,一年365天里,可观可叹可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一字一词形容之,难度不小,能评选出来的汉字,一定有其精准的时代元素。中国上古时期讲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作用,而现代的年度汉字评选结果,可以说最大程度地凝练了“兴观群怨”,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这个汉字凝结民意民情也无不可。

“汉字盘点2009”网络征集的年度字、词于2月6日出炉,“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第一。我以为这种结果精确地表达了网友,进而可说相当程度表达了民众对当下情势的情绪。“被自杀”、“被加薪”、“被就业”、“被幸福”这类词在过去的一年耳熟能详,其背后的社会情绪乃是公众对自身权利被人代理的不满与愤怒,自己却不能正正堂堂地反对这种强行代理行为,于是只能无奈地用一“被”字以蔽之。这个第一字“被”与第一词“民生”实在太有关联性。“被时代”显现公众对民权的呼吁与焦虑,而民权不彰,那么民生只能是被赐予,民众很难得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被人予取予夺的民生是不靠谱的。

生活在“被时代”,心中难免有一点沮丧。但我更多的是欣喜与希望,因为意识到“被时代”,说明多数人的民权意识已被激活,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命运中而浑然不知,或者泰然处之,“被”字作为一个年度标签被提出,正是普遍的民权意识觉醒的标志。

我们回头看一看,中国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过“被”的状态,而进入“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权利我主张”的“我”时代?

钱穆先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抱有温情脉脉的认同与尊重,以这种态度来研究历史未尝不可,因为时代总有其局限,不能以今日之眼光来要求古人,但若以历史研究的态度来代替价值判断就谬之千里了。比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很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生活状态,比起人民公社或现代化企业,古代的农民确实更能安排自己每天的作息。可这种“自由”并非法律层面的自由,即非获得主张自己权利的自由,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官员或是百姓,不得不依附于一个个共同体。这种依附是身份上的依附,不是现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中,通过契约构成的相互依存。身份上的依附是不平等的,契约基础上相互依存是平等的,订约的双方没有谁比谁大,哪怕一方是穷光蛋一方是百万富翁。

在传统中国,中国人几乎就是在“被时代”中度过一生,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好像如此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出生后,就被捆绑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三纲五常即是“被时代”的宪法性纲领。不但未成年时,一个人的命运会被长辈安排,即使成年了,你的婚姻,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生安全,都要被父亲等长辈安排,这一点我们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家》,就深有体会。中国人很熟悉的寓言《愚公移山》中,那位要把挡路的大山挖掉搬走的愚公,自作主张安排他数代没有出生的子孙的命运,要求无穷尽的子子孙孙来挑土移山。而一个人在社会上,亦是如此,老百姓不可能用选票来选择政权,他只能接受“被”的命运,哪个人在权力争夺中赢得了江山,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不必亿兆臣民表态,自己就代表老天向他们行使统治权,臣民们只有希望出明君贤臣的权利,渴望轻徭薄赋。就如一个有暴力撑腰的物业公司硬要“服务”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很难和他平等的博弈,只希望他的服务稍微好一点,价格不要贵得离谱。这样的情形下,业主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比如年底小区联欢会上,物业公司自我表扬他们是多么的心系业主,服务质量是多么的优良。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命运被安排、权利被代理的状态极度不正常,与现代文明规则格格不入时,这就是伟大的进步。意识到“被”的荒谬,便是摆脱“被”命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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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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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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