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中旬，因公回了趟湖南，顺道去长沙以西约300公里的一个山村探望了父母。然后再折回长沙，乘机去深圳。在候机室百无聊赖，买了份《潇湘晨报》-----这是我很尊重的一份报纸，因为给它写了两年的专栏，更觉得亲切。

首版大标题导读的，是令人高兴的消息，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排在第二，周刊采访的人物中，一多半来自湖南，其中有几位女工和我同一个地区。阅读记者采写的报道，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农村女青年外出打工，似乎比男青年更能适应工业化生产，也更有成就；二是被采访的女工中，只有一位未出嫁的80后，其他多在35岁左右，早为人母了，算是我的同龄人。而在一篇深度报道的标题很刺激人的眼球：《11岁女生上学途中被绑架湘粤400余警察解救》。一位女初中生被绑架，两省数地公安联手侦查。最后湖南警方在谭邵高速和312国道交叉处将绑匪抓获。案子的成功侦破多亏参与行动的一位刑警，联想到几年前破的一个绑架案，绑匪就要求在这个地方交赎金。因为高速公路在国道上方10米交叉越过，绑匪遥控指挥，让家属在高速路边停车，将钱装进包里扔下，绑匪在国道上接到钱后，能迅速逃离。------可见，绑架案在我的故乡，已非偶发。

在家中停留的那一夜，父母和我聊起周围村庄一些故事，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是：许多后生崽学坏了。往往一个村的年轻小伙，成群结队地去南方偷、抢，而且村和村各有特色。有些村的人以扒窃为主业，有的村以收保护费为主业，有些村，以绑架为主业。临近我家2公里的一个村庄，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个小盆地里，我少年时，特别羡慕这个村的富庶。这个村据说有十几个小年轻在广东绑人勒索钱财。就在年初，几个人将一位50多岁的人绑架，堵住嘴巴，扔进汽车后备箱，后来老头活活憋死了。案子破了，4个绑架者被抓获，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人被判死刑，其他三人分获不同刑期。

这个话题说起来实在过于沉重。这几年，老家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植被恢复都很不错。水泥路、电话、有线电视通到了每一个村；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山野里的树木茅草疯也似地生长，无人砍伐；山窝窝里一幢幢新楼房，外面贴着瓷砖，这些都凝固了主人打工攒得的全部钱财。但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第一代民工业已长大的儿女们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

那些出去不学好的年轻人，大多在18、9岁，20来岁，有的甚至还未成年。他们的父母，多是50年代末，或者是60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工。这些年轻人曾经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工潮席卷湖南各个乡村，无数青年男女南下广东，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由于这些人绝大多数在流水线上，不可能像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那样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儿女，只能留在故乡让老家，由爷爷、奶奶拉扯大。

爷爷奶奶带孙辈，问题实在太多了。一是娇惯，二是无法督促他们的学习。特别是1999年扩招以后，由于大学生的基数大，就业难度加大，这对农村孩子的未来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就业比的是父母能耐，农村人是最现实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考大学时，已经不像过去，大学毕业笃定有个工作，而学费又那么高。于是，没人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少年们，更是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就这样糊里糊涂地长大了。

一长大，突然发现要找出路。当兵？当兵没文凭的照样会退伍回家，何况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抢着去当兵。种田？还有几个农村青年会种田？故乡的老辈人叹息说现在的后生连怎么牵牛下田都不会了。做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年到头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挣那点辛苦钱，还可能落下职业病，太划不来。但无论如何前途渺茫，读完初中的乡下青年，进城，几乎是他们必然的选择。进了城，吃闲饭，讨厌在成长期很少照顾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的唠叨，只有找年龄相仿的同乡，才觉得生活有意思。就这样，那些已经进城几年、年长几岁，从事一些非法行当的同乡青年接纳了他们，先并不着急让他入伙，而是让他吃让他睡。时间稍长，这人就不好意思了，哪能总这样吃别人的？于是跟着人出去，先是做“望风”之类的外围工作，后来看到以贡献大小来分“战利品”，就会主动要求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就这样，本来一个良善的农村青年就上了贼船。而这样的后备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近几年回家时，父母以及留在村里的一些老人，总在感叹风水变了，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你们那时候攒劲读书了。------上世纪80年代，本村的学风之盛，远近闻名。从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1984年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奇迹”-----村里一位老兄以全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

老人们以为风水变了，其实是社会变了，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农村青年靠读书、当兵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变小了。我庆幸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度过了少年时光。包产到户时，我还在读小学，在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回光返照。农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农民为自家干活，积极性空前高涨，温饱问题解决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当时多40多岁，已经不可能出去打工了，只能带着孩子在家劳作，孩子们的吃苦耐劳能力得到锻炼；而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以及较少的招生数，农家孩子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在这种剧烈的竞争下，即使没考上大学，高中的教育质量也是相当过硬的。我们家族三叔侄同一年考上高中，后来除我正常考上大学外，一位族兄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上军校；另一位族叔，南下广东打工，因为是高中生，干活也卖力，做到工厂的技术骨干，后来把户口迁过去了，在那里买房安家。我在老家的同龄人中，出去“学坏”的也有，但很少。这不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那一代人成长时生活更清苦，但那时候的社会，好像提供走“正道”的机会更多，希望也更多。

1999年的冬天，我刚进一家报纸当记者，采写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进城乡下娃，你的课桌在哪里？》。我当时采访的重点地区是北京立水桥一带河南人聚集的“垃圾村”，那里的河南进京者主要以废旧物质回收、垃圾分类为生。他们从老家延聘了一些代课老师，租几间平房办“打工子弟学校”，而一部分人的孩子，还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十年过去了，丽水桥那一带已非当年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城郊面目，而是高楼林立，出入多白领。那些捡垃圾的河南老乡们，去了哪儿？他们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儿女，已长大成人，现在何处?正在干什么？思故园，看京华，我以为答案并不那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