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2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清晨，宣布脱离满清而自治不到一月的的四川省省会——现在应该称“大汉四川军政府”首府成都，已是寒意袭人。平时此刻街市行人稀少，今天却大不一样，城中心皇城明远楼前，一队军人抓住一个只穿着内衣、还留着辫子、须发斑白的老人，一个高大魁梧的军官在宣布他的罪状。而老人破口大骂这个军官“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但于事无补。很快，几个汉子上前将这老人砍头，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这位被杀的老人，便是曾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宣布他罪状的那位军官是曾为其属下、并受过他和兄长赵尔巽提拔之恩的尹昌衡，现为四川最高长官即军政府都督。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得上一次比较和平的权力更替，由于最终清室和平逊位，最大限度避免了流血。各地的独立，基本上是士绅和革命党出面，逼着旧官僚和平交权。多数满清官员受到了善待，包括北京城的王公贵族，即便没有了铁杆庄稼可吃，但人身权、财产权并没受到多少侵害。赵尔丰是辛亥那一年巨变中被杀掉的最大的官员，另一位和他同级别的端方，也被部下杀死在四川。 辛亥革命间，清朝封疆大吏，仅有三个人死于非命，另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级别低于总督级的赵、端。两位满清能干的高官，都横死在四川，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

赵尔丰家族算得上清季的政治豪门。赵家属汉军旗，父亲文颖进士出身，在知府任上因抵抗太平军战死，遗下的四个儿子作为“烈属”得到朝廷的善待。赵氏四兄弟也非常争气，大哥尔震、二哥尔巽是光绪十三年的同科进士，老四尔萃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尔震官至工部侍郎，尔萃官至道员。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大的是尔巽和尔丰，都是一品大员总督，赵尔丰虽是捐班出身，但胆略、见识都强于其他三位正途出身的兄弟。由于英国实力进入藏区，挑动藏族高层脱离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被杀害，川、滇、藏交界地区局势十分复杂。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尔丰随川督锡良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员、建昌道道员，开始了他经营川边、平定藏区的生涯，特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成立了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他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实行“改土归流”、发展藏区文化教育、改良残酷剥削底层藏民的“乌拉差”（无偿为领主和官府提供脚役），而对分裂势力毫不手软。在任边务大臣期间，自然也有杀戮之事。但在当时内地多数士绅眼中，这种行为是为了拱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不得已之举，是功而不是过。

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赵尔丰被清廷调任四川总督，而此前任川督的是其兄长赵尔巽，因调任东三省总督而将大印留给亲弟弟。——在同一个总督位置上兄弟相继的“盛事”，以前只李鸿章兄弟有过。

此刻，清廷的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末世之象随处可见，赵尔丰接手的已不再是一份美差而是一个烫手山芋，“保路运动”正在全川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保路运动”，概言之就是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明发上谕，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直接引发民间反对清廷的风潮。

清朝末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铁路潮”，和铁路刚进入中国朝廷大佬普遍抵制相比，此时朝野一致认为铁路是发展经济、充实国防、增强国力的新兴事业。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大跃进”，那时候搞铁路也不例外。于是乎在地方官员和士绅推动下，筹备建造汉口至广州，汉口至成都两条干线。这两条干线即使今天看来，也是耗资巨大的工程，而朝廷没钱，怎么办，搞民间集资，成立公司，发行股票，铁路修成后按股收益。——这本是现在市场经济中不错的办法，川、粤、湘、鄂四省民间十分踊跃，特别是四川，集资最多，上至田土千顷的财主下至引车卖浆的小商贩，纷纷倾其所有，购买了铁路股票。

市场经济本是法治经济，其要义是不论谁包括政府都应按照契约办事。但信奉权力至上的清廷仅仅把发行股票这类方式看成度过难关的权宜之计，自己没有守约意识。看到有利可图，就悍然将铁路收为“国有”，这一下，民间舆论炸窝了。由于广东华侨多、又是“乱党”发源地，和洋人关系甚密，朝廷得罪不起，答应全额退款；而湖南自湘军崛起后，占据朝廷和地方要津的湘籍官员甚多，且十分维护家乡利益，湘人素来强悍，朝廷也得罪不起，湖北筹集资金最少，自古两湖一体，于是这两省的筹款也退了。独独四川，数额太大，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选址的不当、管理层的贪腐，川汉铁路寸路未修，川人筹集的1500万两花了一大半，清廷不但不愿意全额退款，且将余下的700多万两截留。这就彻底激怒了四川人。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集会，痛斥“川汉铁路国有”政策的倒行逆施，提出“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如果说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还只是同盟会领导、青年学生为骨干的一种军事冒险，而“保路运动”因为触犯了多阶层的利益，使潜伏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各地的乡绅和平民以及主张立宪的士大夫因目标一致，空前团结起来。当时四川的军队和各地乡绅和袍哥关系千丝万缕，作为江湖帮会的袍哥，其组织系统是现成的，在“保路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

赵尔巽卸任和赵尔丰接任之间的两个多月期间，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川督（以次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的职务，称为护理）。这位云南籍高官深谙四川民情，他知道自己是守摊的，才不愿意得罪四川绅民。一再上书要求清廷体恤四川人民，收回成命，废止“国有”。但颟顸的中枢看不到局势的凶险，拒绝了王人文的请求。赵尔丰一来，王人文卸掉了这副千斤重担。

赵尔丰是一个能吏，对局势的评判也是很清醒的。甫接川督，他也不愿意得罪本地绅民，开始采取了和王人文一样的态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朝廷“筹商转圜之策”。并联合成都将军玉昆等联名致电内阁，请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电称“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但清廷不为所动。还有一个因素是官场的争斗，另一个旗人能吏端方在直隶总督任上，因慈禧出殡，拦路拍照留念，被保守势力弹劾“大不敬”而丢官，此时复出任督办川汉粤铁路大臣，但这是个临时性差事，到底不如当一个封疆大吏过瘾，他谋湖广总督不成，便觊觎川督这个位置。端方参劾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 清廷电令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倘听藉端滋事，以致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署督之罪。”

在民意和上谕之间，作为清廷委任的封疆大吏，赵尔丰不得不选择了服从命令，决心用他在川滇边对付土司和藏民的办法，用霹雳手段解决“保路同志会”，维护局势稳定。七月十四日（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七月十五日（9月7 日）上午，赵尔丰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暨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川汉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主事邓孝可、胡嵘，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玉铭新等9人诱捕，软禁在衙门内。闻讯赶来的成都市民手捧先帝光绪帝的牌位，集聚在官署前，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进而发生了冲突，守护官署的卫兵开枪，多人中弹死亡。次日，城外居民纷纷裹白巾，冒雨到城下求情，官军再次开枪射杀，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被杀害者达32人。为了控制信息流通，赵尔丰命令关闭城门、停止电报业务、切断邮路。然而他低估了民众的创造力，同盟会员将有关血案的消息写在木牌上，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流出城外，史称“水电报”。华阳、温江、新都、崇清、彭县等县闻风而动，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将成都围住。

“成都血案”以前，赵尔丰和川民之间的矛盾尚可转圜，而枪一开，他再也无法获得川民的原谅，“赵屠夫”之名是无论如何洗刷不了。那时四川地方的官府兵力极少，各州县官员无法弹压，大半政权落入“同志会”手中，而驻守在龙泉驿的新军在夏之时领导下起义，辗转于成渝之间。惊慌失措的清廷令在武汉的端方带兵进川镇压，不久，因武昌城内爆发了起义，紧接着各省先后独立，端方又在资州被手下的兵士所杀，川东重镇重庆于十月初二（11月22日）宣布独立，成立以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的蜀军政 府，清廷已是风雨飘摇。

宦海历练多年又半生戎马的赵尔丰看到了危险，又加上此时朝廷已将他抛出作为“替罪羊”，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手中掌握数千巡防营的赵尔丰当然不愿束手就擒，采取了主动，和谘议局政府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人谈判，得到新政府负担其巡防营军饷、供给械弹给养等承诺后交出政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蒲殿俊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自度手中有枪杆子，足以保住性命。但文人出身的蒲殿俊无法镇住巡防营的骄兵悍将，而涌进成都城的各路以袍哥为首的“同志军”自恃有功，和赵尔丰旧部矛盾不断。终于，在都督蒲殿俊阅兵时巡防营发生叛乱，大肆抢掠成都城各商号、银行和民宅，军令部长尹昌衡及时逃到凤凰山，召集了新军平叛。此时，威信丧尽的军政府不得不改组，职业军人尹昌衡任军政府都督。

巡防营的“兵变”进一步把赵尔丰逼入死地，他所欠的血债尚未偿还，此时四川坊间盛传“兵变”乃他操纵，为的是重新掌握四川政权。——这当然是四川绅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对新任都督的尹昌衡来说，赵尔丰一日不死，川局一日不得安宁，更使他忧心的是，先期在重庆成立的蜀军政府，认为成都军政府和赵尔丰媾和，是出卖四川人民的利益，他们认为必须诛赵尔丰以谢川民，并宣布将组织军队西征。——如此，重庆政府在川民心中显然比成都政府更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尹昌衡决计诱杀赵尔丰，他先向保卫赵尔丰的三千巡防营发放欠饷，，并增发兵饷一月。官兵得饷款，彻夜饮酒狂欢，放松了警惕。辛亥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日（12月22日）晨，尹昌衡带兵将督署团团围住，然后派敢死队冲进赵的住处，将赵尔丰抓捕，押送到皇城坝明远楼前，枭首示众。

待到第二年，大势已去的清廷不得不宣布逊位，将权力交给袁世凯。而诱杀赵尔丰的尹昌衡尽管在川人心中，是大英雄，但在高层政客心目中，则是一个不义而背信的小人。赵尔丰的二兄赵尔巽向大总统袁世凯控告尹。尹后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判处9年徒刑。1916年袁世凯死后出狱，从此闲居。

应当说，赵尔丰作为一个家族深受皇恩的高官来说，忠于朝廷是他合乎常理的选择，对“保路同志会”和激愤的川民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作为地方长官不得已的措施，而尹昌衡要借他的人头来安定川局、保住自己都督的位置，亦事属必然。赵尔丰有功于边陲，为官清廉，对朝廷一片忠心，这样的官员，在哪朝哪代都应受到敬重。但在清季那种政治局势波诡云谲的末世，他这样一个忠臣、清官、能吏，被一步步推向死地，而满清多少贪官、庸官却在满清覆亡后能悠游林下，安度余生。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从赵尔丰逃不过的劫数，或能窥知一个王朝的宿命。